当我们说到贵州新文学时，最重要的一个观念乃是地域文学的观念，即贵州新文学在整个中国新文学格局中是一个典型的地域性存在，它并不是特别强势、发达，为外界所羡慕或赞赏。上海、北京等地的新文学往往站在全国的高度，具有全国性、中心性的特点。文学也有中心和边缘的区别，中心和边缘是相对的，贵州新文学身处边缘，虽然有地域文学的优势，但在很多方面往往以一种局限、不足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

　　如果大家对贵州新文学的发展历程和贵州新文学研究界的现状有所了解，就会发现另一个相伴随的特征，即被低看或被低估。贵州新文学没能得到一个应有的、公正的、客观的评价，这一现象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是我们本身的文学发展所取得的成绩并不显赫；第二是贵州文学界力量往往很分散，贵州的文学创作和文艺批评没能拧成一股绳，缺乏一种整体性力量。

　　基于此，我们郑重提出两个很重要的概念：一是文学黔军或者文艺黔军的命名，二是贵州文艺批评的正名。这两个概念很少大范围流行，也很少被各方面关注到。首先，提到文学黔军，甚至会有人怀疑能构建一支兵强马壮的文学军队吗？黔军在整个中国近代史上的形象、地位、作用往往都并不被外界所特别期待，何况文学黔军？总之，怀疑论居多，这一切和贵州地域的历史、传统与文化积累有密切的关系。地处西南腹地的贵州是典型的山区，长期以来山高谷深、土地贫瘠、交通不便，地理条件如漏斗一般，无论降雨如何丰富，可依然保存不下如此充沛的雨水。它长期以来处于一个封闭的、偏远的、欠发达的大西南区域之内，文学上的积累不足、传承不够与这种地域特征有着密切的关系。贵州新文学在文学传承、作家队伍建设上一直处于薄弱环节。在传承方面，贵州作家之间的衔接不够紧密，代际传承明显不足。出于各种原因，有些重要的贵州作家在文坛上逐渐消失了，贵州作家的消失和退隐现象，也无形中影响了本土文学的积累和发展。

　　其次，贵州文艺批评（从历史积累来看以文学批评为主）既缺乏厚实的基础，也和文艺创作不相称、不对等，容易被外界所忽视。站在贵州文艺批评的高度，包括文学在内的贵州文艺创作与批评存在着这样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对自己的文艺、自己的队伍、自己的存在往往是以一种自卑的眼光来看待。贵州文艺及其批评有时也如地理的漏斗一般，没有层层累积起来，文学积累不足的情况十分典型。

　　众所周知，要想成军必先得有领军人物，必须有一群志同道合者，这样才能形成队伍，有队伍才能相互竞争，源源不断地产生优秀作品。正可谓“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在文学领域，文学黔军需要文人们互相支撑、互相欣赏。最近十多年来，贵州政治、经济、交通、思想文化的发展和改变在全国有目共睹，地方文学、文艺也发展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换言之，贵州文艺及其批评在整个中国发出自己的声音，并切实得到外界的尊重和平视，已欣逢其时。

　　贵州新文学的再出发，是文学黔军在新时代的使命与责任。文学黔军在这个语境中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对贵州新文学一百多年来的回顾；第二层是站在当下，希望建立黔军的规模，打出文学的新口号，闯出一条贵州文学不断发展壮大的新路。如今，贵州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经过脱贫攻坚之后摆脱了绝对贫困，真正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阶段性目标。贵州的整个外部环境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贵州新文学已经站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放眼贵州文坛，以60后、70后为代表的第四代作家，以80后、90后为代表的第五代作家就是新时代贵州文坛的中坚力量，历史的重任自然落在这两代作家身上。

　　贵州文艺批评，自然源自文艺黔军。我们集结起来，希望扛起这面旗帜，团结带领更多的本土文艺批评工作者做出更为扎实的研究工作。贵州文艺批评需要正名，更需要呵护、关心和支持。在与贵州教育出版社同仁的交流过程中，我们都认为关于贵州地域的文艺批评，应该有扎实的研究作基础，应该有一定的规模和效应，不同学者的教育背景、学术训练、思想视野不同，自然会呈现特定地域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教育等人文方面的诸多面相，文艺批评的健康发展，自然会大力助推文艺创作的繁盛。2023年底，贵州教育出版社推出由笔者主编的《贵州文艺批评丛书》，这是贵州新文学史上第一套关于贵州文艺批评的丛书，它将是实现我们共同理想的第一步。

　　相信《贵州文艺批评丛书》这一辑的出版以及后续推出的续集，将标志性地让贵州文艺批评发展壮大起来、枝繁叶茂，真正让我们回望和回报贵州这片神奇的土地。无疑，这是新时代贵州的人文景观。我们以自己的方式、声音，响应新时代对贵州文艺批评的呼唤。

　　以贵州文艺批评为旗帜，我们再出发。

　　（本文为《贵州文艺批评丛书》总序，作者系贵州师范大学二级教授、贵州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