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精神分析心理学家艾瑞克·弗洛姆认为“如果不努力发展自己的全部人格并以此达到一种创造倾向性，那么每种爱的试图都会失败。”事实上，可以说任何舞蹈作品的创作都与“爱”有关，或爱人、或爱己、或爱这一片炙热的土地……但我们为何而爱？又是如何去爱？以及如何感受被爱？或许正是这些令人困扰和萦绕心间的问题，成为了一部部艺术作品的创作原点，它甚至可以透过种种个人印记的“爱”，引发普遍性的共情与思考。正如北京舞蹈学院“舞研堂”舞蹈作品展演中的《如果时间能倒流》，通过聚焦女儿对母爱的感知与审视，展开了一场与母亲跨越时空的对话与交流，让我们得以超越生命的庸常，让时间见证生命的意义。
从“生活”到“情感形式”
《如果时间能倒流》这一作品，融合了现代舞与古典舞语汇，以倒叙为表现手法，讲述了母女间的离别与追忆，以赞颂朴实而深沉的母爱，映射出编导对生命的理解与自我救赎。该作品一共由三幕组成，分别为《时光冉冉》《最美时光》与《时光啊，请倒流》。
“生活”是艺术创作的源泉和基础，但这并非强调艺术的刻板模仿与照搬。同样，引起观众感动与共鸣的也并非是裸露的生活原型，正如苏珊·朗格也认为“当人们步入音乐厅的时候，绝没有想要去听一种类似孩子嚎啕的声音”。事实上，观众走进剧场并非希望接受真实的情感，而是希望通过艺术的情感形式去感受情感的真实，而这有赖于艺术家对生活的选取与创造。正如作品在第一幕中，孤寂的母亲面露慈爱地为远方的女儿缝制着围巾，她时而将围巾缠绕于胸前、时而双手环抱眺望于远方。以及将现实生活中的长桌，变为了或由上台口流动至下台口的车流涌动，或由母亲追逐女儿时围圈环绕的大街小巷。不难发现，作品通过对原本乏味单调的“针线活”“长桌”进行了提炼加工，将母亲的爱投射于围巾之上，在挑线串针中流露出对女儿的惦念之情。进而在舞蹈语言上形成了驻足远眺、半蹲前行、单手环抱等身体语言。这些情感形式不仅是编导对现实生活的感知，更是对母爱形式表达的创造。也正是在这一创造中，编导实现了现实生活向艺术审美的转向。
从“被爱”到“创造爱”
“爱”的另一个层次，即“创造爱”。美国心理学家艾瑞克·弗洛姆认为“不成熟、幼稚的爱是我爱你，因为我需要你；而成熟的爱是我需要你，因为我爱你”。如果说第一幕母亲为女儿缝制围巾，以及第二幕中母亲为女儿收拾行李是女儿“被人爱”的表现，那么第三幕中女儿追寻母亲、拾起毛线以挽留母亲离去的挣扎则是女儿“爱别人”的转变。
在作品第三幕中，对于获知母亲离世噩耗的女儿，作品并没有选择直接描绘女儿崩溃、痛苦的情绪，而是通过表现女儿赶路时的焦急与无奈，让观众感受到女儿对母亲的紧张与担忧：舞台上男子群舞以迅疾的步伐穿插流动，将女儿围困于舞台中央，而后她不断跳跃挣扎，奋力地从人群中钻出，想要避开这摩肩接踵的人群。而后运用对称的表现手法，女儿拖着行李箱向家走去，男子群舞则分站至两列，以整齐划一的小碎步，象征着川流不息的马路。看似女儿在人潮涌动中与时间赛跑，实则映射了女儿难舍逝去母亲的悲痛之情。从“被人爱”到“爱别人”这一转变过程，透露出一种自我反省、自我忏悔与自我救赎的精神跌宕。因为自我救赎是一个人心灵与成长历程的自我剖析，而对“母亲离世”的剖析与创作，实质上是非常痛苦且悲怆的，或许也只有这样痛苦，才能实现自我的解脱。
从“母爱”到“自我救赎”
“母爱”是艺术创作中常见的题材类型，“母爱”的书写亦是历久弥新的永恒命题，是母亲的无私与奉献赋予了这一命题不朽的生命力。但与此同时，创作实践者总会渴望并不断探索着以更多的视角和方式对母爱进行不同的解读和阐释，进而打破传统常见叙事结构，尤其在当下时代审美与精神需求和追求中，期待其能焕发出新的生命意蕴。
正如在作品第三幕中，女儿这一角色借助古典舞语汇中的云间转腰、大射燕等舞蹈语汇，以及结合现代舞语汇的地面技术，在闪转腾挪间表达出对母亲的思念之情。同时作品运用时空交错的表现手法，通过母亲双手紧握、翘首以盼的张望姿态，塑造出母亲还未逝去的“幻像”，进而女儿与母亲的“幻像”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对于母亲离去的这一事实，作品并没有拘泥于悲痛的情感抒发，而是选择在“幻境”中，超越了人生的庸常——通过洞察母爱、体悟母爱、感怀母爱，为生命找到了终极意义。这是一种摆脱生物性本能母爱的解读。作品通过女儿的“释怀”，转变为了一种理解母爱永恒情感认识中的自我救赎。事实上，无论是作品内的艺术世界，还是作品外的现实生活，作品并不能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它只是通过不同方式对母爱永恒命题的探寻，以试着改变作品主人公（女儿）、编导、观众看待世界的态度。
“生命”最典型的显现是“人”，而舞蹈演绎生命的今在、此在，既短暂又悠久，短暂于生命，亦无限于生命。生命精神是舞蹈作品得以长存、反复咀嚼的内在意义。《如果时间能倒流》这一作品，正是立足于“人本”意义上的生命强调，聚焦于生命意志与主体精神的阐释与挖掘，显现出了其抚慰人心的“生命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