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题材是当前文学创作的重要命题，满都麦的《四耳狼与猎人》《在那遥远的草地》《骏马·苍狼·故乡》、阿云嘎的《黑马奔向狼山》《野马滩》、察森敖拉的《雪埋草原路》等小说都是上世纪90年代至今出现的优秀的生态文学作品，在作家们的笔下，原始的森林、草原等都充满了诗意的光辉，是特定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的寄托。实际上，自然书写古已有之，通过梳理生态写作的沿革历史，尤其是探寻写作者所秉持的生态观念的变迁，有助于我们对当前的生态写作建立起更全面的认识。
在中国古代文化和文学中，自然就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古老先民们的生活、生产更加依赖自然，彼时人类的生命与自然世界是伴生、共生的关系。在中国古人眼中，自然处于崇高的神性地位。呈现在古代文学作品里的自然既是自在自然，也是有情自然、有灵自然。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和利用程度逐步提高，自然的神性地位走向失落。出于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人们将自然视为可兹利用的资源，对其进行开发与掠夺，此时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关系转变为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当人类意识到自身必须复归到与自然协调的关系中才能获得长久的生存与发展时，便产生了生态的观念。因此，“自然”与“生态”是有所叠合又存在着差异的两种概念。简言之，生态思想是人类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的现代性反思与重建。对自然生态的重视不仅是经济学和社会学的问题，它同时也意味着对人类精神生态的关注。在“天地人神”的四合宇宙被割裂后，处于“功绩社会”中的人类如同处于一个无处安放灵魂的孤岛，陷入心灵焦灼和信仰缺失的现代性危机。生态文学的写作正是将观察视野由人类社会转入更为开阔的生命空间，以寻求大地家园和精神家园的价值重建。
在城市化的社会现实和现代性的文化语境下，生态环境与生态文学的联系显而更为复杂。例如，草原地区的地域特点和人民游牧的生活方式决定了其文化形态中与自然相互依赖、休戚与共的天然文化因子。一方面，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更利于作家们在自然书写中续接我国古老的自然观和自然文学传统，另一方面，在传统与现代性的碰撞中，在对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恶化的现实反思中，作家们也努力进行着以生态型草原文化构建人类生活与精神栖居地的审美创造。他们或在“返魅”自然式的书写中呼唤人类对自我之外的广阔世界怀抱谦逊和敬畏的情怀，或在对人类破坏草原生态平衡的批判中去启示人们守护这一片浪漫、自由、富有生机的土地。草原生态文学正以自然诗学之维和自觉的现代性省思表达着文学的生态主题。
姜戎的《狼图腾》是以内蒙古草原为背景而创作的生态文学的代表性作品。小说以插队草原的知青视角展开，讲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内蒙古草原上游牧民族的生活以及牧民与草原狼之间的故事，同时小说也展示了在这一时期由于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的冲突，原始草原及其生态在不合理的人类活动下由盛而衰的过程，显示出作者对草原生态问题的关注。“难道草不是命？草原不是命？在内蒙古草原，草和草原是大命，剩下的都是小命，小命要靠大命才能活命，连狼和人都是小命。”在蒙古族人看来，人排在次于自然的位置。牧猎生活对自然条件的依赖性使得祖祖辈辈的牧民们都懂得人类在自己的生产生活中必须尊重自然、爱护自然。蒙古族人对自然的崇尚与敬畏不仅是一种情感，而且这种朴素的自然观早已在历史中内化为整个民族、整个游牧社会的统一意志，彰显在他们的生产生活、道德习俗、文化艺术等所有领域，蒙古族的图腾崇拜也是源于这种观念。对蒙古族人来说，狼既是他们的敌人——因为这种动物会侵犯他们的家园，但狼也是蒙古族人的朋友，因为狼可以帮助牧民们猎杀草原上不能够过多承载的食草动物。蒙古族人敬畏狼，甚至崇敬狼，因为狼拥有着英雄般强悍的天性、无畏的精神、智慧的军事才能和组织分工本领等等。对蒙古族人来说，狼既是现实中的动物，又充满了文化隐喻的色彩，它象征着民族所认同的征服精神、自由精神等文化传统。因而当草原被破坏、狼被猎杀，对这个古老的民族而言，这既是族人赖以生存的自然家园被令人痛惜地损毁，同时也意味着外来文明对他们精神家园的漠视与损害。
《狼图腾》以及张承志的《黑骏马》等作品作为“知青文学”中的生态叙事，因其鲜明的生态文化意识而广为人知，但在少数民族地区也有不少优秀的本土作家在用生态题材的书写表达着自己的人文思考与关怀，如肖龙的《黑太阳》《蚁群》等作品也表达着类似的观念，这些小说叙述了东蒙地区森林草原上猎人家族的故事，在作品中，无论是草原风光还是草原人生，都呈现为一种开阔而本真的生命现象。《黑太阳》中的猎人们无拘无束地腾跃在山野之中，他们在与自然暴力和野兽侵袭斗智斗勇的生活里锻造出了充满力量的体魄，拥有了勇气、智慧以及豪爽、奔放的性格。在这片森林草原上，人与物、人与自然呈现为和谐统一的境界，在猎人们身上显示出的是自由舒展的生命自在形态。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猎人们的生命品质已经在他们的孙辈那里失却。离开山林、生活在现代城市中的猎人后代犹如被拔除了生命根基，他们不仅身体疲软，而且精神被网络娱乐所腐化，成为了萎缩在钢筋水泥牢笼之中的“蚁群”。肖龙的作品突出了生机勃勃的自然界的朴野美，以及自然对人类生命形态的塑造作用，也表现了作者对现代草原人精神失落的担忧，以及对重铸民族精神的呼唤。
当前的生态主题的写作，自然生态环境的地域风情之美、人物性情之美、民族文化之美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其文学观念既对应着世界范围内生态主义思潮的勃兴、生态中国建设的时代步履，又续接了新时期文学的“寻根”主题，乃至我国自古以来的自然观和自然写作传统。在工业化、城市化的全球背景下，作家们以对古老草原的书写展现出地域独具的原初色彩和魅力，重塑了自然的神秘与生机。在对本民族（或地域）文化资源的深入开掘中，作家们确立着自身的文化观察视野，倡导生态型民族文化，传达生态保护的观念，同时也呼唤着自然人性的回归。在这些意义上，生态文学秉持清新刚健之风，以强烈的文化特质和民族气派在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两个方面建设着人类的生存远景，显示出作家们自觉的生态意识和文化承担意识。但同时要指出的是，当下生态小说的表达方式也易于陷入一种二元对立的既定程式，即原始草原、骏马、山林每每化作绝对的乌托邦和理想信念，而以城市、高楼等为代表的现代化生活则往往作为被批判的对象，如何走出这一景观化的叙述基调显然是生态作家们应该继续开拓的方向。不可否认，很多优秀的作家作品在引领读者走进民族历史和人类心灵深处时，在很大程度上规避了这种模式化表达的缺陷，但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在文学作品中如何建构生态写作的现代品格予以更多的正面回应，显然应引起作家们更多的思考与关注。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