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历史文化略有了解的人，恐怕对“伏波将军”这个称号都不陌生，但人们常将其与“马革裹尸”的马援联系起来，而鲜少想到另一位伏波将军路博德。其实，路博德是西汉人，马援是东汉人，两人先后奉朝廷之命率军征讨岭南，开珠崖、儋耳等九郡，为巩固南陲、维护祖国统一建立了卓越功绩。
路博德开琼，实为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无疑是值得浓墨重彩地书写并在戏剧舞台上淋漓尽致演绎的。由海南省琼剧院出品、陈艺天、周柯编剧的原创琼剧《路博德》作为首部“伏波开琼”题材的戏剧，该如何描绘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取材于历史的戏剧，在与历史记载的比较中，最能看出创作者的命意与匠心。若将琼剧《路博德》的情节、人物与相关历史文献相比较，会对历史题材戏剧的创作得出怎样的认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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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博德开琼这一事件，《史记》《资治通鉴》等史书俱有记载。在史书中，平定南越（海南当时属南越国），并非路博德一人之力，而是路博德与楼船将军杨仆合力征讨的结果。杨仆是此次平叛的先锋，他率先抵达南越，并率领部众攻打南越国的都城番禺（今广州），促成了南越政权的灭亡。至于路博德派人追捕西逃入海的南越王赵建德与丞相吕嘉并擒获二人，则是之后的事情。既然在平定南越之事上，杨仆功不可没，有人甚至认为，杨仆才是开疆海南的第一人，那么，琼剧《路博德》为什么仅以路博德为主人公，并将开琼功勋归之于他？这种处理是否违背了历史？
答案是否定的。琼剧《路博德》所追求的，不是个别事件组成的历史现象的真实，而是体察其规律、表现创作者历史认知和道德评判的艺术真实。该剧中杨仆的省略和路博德形象的突出，是对千百年来积淀下来的历史文化的继承和对民众情感的尊重。在《史记》中，司马迁貌似客观地记载了杨仆和路博德在这次平叛战争中的表现，对他们的褒贬却暗含其中。杨仆攻城时“纵火烧城”，而路博德采用的主要是招降，最后擒获吕嘉，也得益于降者提供的线索。路博德不战而屈人之兵，将战争对百姓生活的侵扰和破坏降到了最低程度，相对于杨仆的纵火烧城，显然更得人心。《史记》《汉书》均将杨仆列入“酷吏”行列，后者还通过汉武帝之口，控诉了杨仆攻陷番禺后“捕降者以为虏，掘死人以为获”的残暴行为。官方和文人的评价也影响到民众的集体记忆。海南地方文献《琼州府志》，仅在介绍路博德平越功绩略略提及杨仆：“同杨仆往讨之”、“与仆会番禺”，将开琼的功劳，完全记在路博德名下。现在，在海口和广东的阳山、雷州，均有祭祀路博德的祠庙，而有关杨仆的遗迹和纪念物在岭南地区却极为罕见。可见，从官方到民间，早已将路博德视为开疆海南、促进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历史功臣。琼剧《路博德》在对史料的取舍上，显然是遵从了这一普遍认知。
历史追求真实，戏剧当然也追求真实，但这并不意味着戏剧应当对历史事件亦步亦趋地模仿。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历史所描写的只是业已发生的个别的事情，而诗（按：指悲剧）所写的是符合可然律或必然律、反映世界本质和规律的更具普遍性的事情，因此比历史具有更高的真实性。琼剧《路博德》将路博德作为主要人物，歌颂其智勇和仁爱，反映的是大众“有德者得民心”的朴素历史观和美好愿望。这，正是超越了历史个别事件的本质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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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史书还是地方文献，对路博德开琼的记述都是极其简略的。《史记》约三百字，《汉书》大致相当，《资治通鉴》二百余字，《琼州府志》仅一百多字，堪称寥寥数语，粗陈梗概而已。如何从这粗略的记载中，生发出曲折动人的情节和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这既是琼剧《路博德》需要完成的任务，也是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普遍面临的难题。
史书只记载了路博德的事迹，却未描述其性格特征以及征讨南越过程中的心理和情感状态。这是否意味着，琼剧《路博德》中对主人公心怀家国苍生、忍辱负重、勇于作为的形象塑造，完全出于杜撰呢？非也。如果从史料中仔细探寻，不难发现其蛛丝马迹。《史记》在记述路博德收复岭南时，称“越素闻伏波名，日暮，不知其兵多少”。以路博德在越人中的名望，侧面说明其英勇善战，越人“不知其兵多少”的忐忑，衬托出路博德用兵的神秘莫测。路博德派人招降越人，又让投降的越人劝降其同党。而杨仆拼尽全力，用火烧的方法攻城，反而把越人都赶到了路博德的营中，结果是“城中皆降伏波”。司马迁善用春秋笔法，此处虽然没有一个字直接评价路博德，但有心的读者却不难从路、杨二人不同的征讨方式和效果的无形对比中，感受到路博德不事杀戮的好生之德和运筹帷幄的军事智慧。琼剧《路博德》中，路博德为取得俚众信任而焚烧楼船自断退路、为自证清白平息民乱而甘受箭矢的行动，看似不可思议，实则有其内在的情感依据。其胸怀大义、体恤百姓的性格，看似凭空虚构，实则是创作者根据史料记载进行的合理想象，可谓据史而不拘史，虚构而不虚浮。
将平铺直叙、人隐于事的历史记载，改造为冲突集中、张弛有致的戏剧情节，塑造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或许是个更大的考验。创作者是否熟谙戏剧规律并能够恰当运用，是解决这个难题的关键。叔本华说：“诗人的职责……在于他必须为了我们能认识这些性格，把那些人物置于特定的情况之中，使他们的特性能够在这些情境中充分发挥，能够明晰地在鲜明的轮廓中表现出来……情境是否有着直贯全局的关键性应该是小说、史诗、戏剧和实际生活之间的区别。”《路博德》的创作者是深谙此道的。该剧将主人公置于一系列极端的情境中，逼迫其作出选择：率领楼船来到俚峒，却被俚民要求烧毁楼船，以证明非为劫掠而来，烧，还是不烧？吕嘉杀人反嫁祸于路博德，俚民要路博德以身受箭自证清白，受，还是不受？夫人被叛贼劫持，需退兵放可获释，退，还是不退？路博德的忍辱负重、坦荡无私、忠勇有为的性格，就在这一次次艰难的选择中被刻画出来。
巧的是，路博德困窘的处境和突破困境的智慧和勇气，恰与史料记载相吻合。《史记·南越列传》中，司马迁对路博德的赞语是：“伏波困穷，智虑愈殖，因祸为福。”“困穷”，即是说路博德屡屡处于窘迫之中，“智虑愈殖”，是说路博德的智谋思虑愈发萌生滋长。从身处困境到突破困境，智识得以增长，境界得以升华，琼剧《路博德》，可谓准确把握了太史公的意图，并通过艺术创造对其进行了生动形象的演绎。
历史题材的戏剧，其内容源于历史，而不等同于历史。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表现，需尊重历史而不拘泥于历史，出之于历史而落脚于戏剧。深入研究历史，从史料的字里行间探索文字背后的意味，予以符合戏剧规律的呈现，达到史与剧的水乳交融，《路博德》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作者系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