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流动的多元文化走向美美与共

——评《大运河文化带（京津冀段）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书写了一部辉煌灿烂的水上文明，见证着中华民族的发展与蓬勃，保护大运河是运河沿线所有地区的共同责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此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我们要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要古为今用，深入挖掘以大运河为核心的历史文化资源。2019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以顶层设计赋能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迎来宝贵的历史机遇。如何在文化遗产保护、生态发展、文化旅游等方面作出新的努力与尝试，从而推进大运河文化带高质量建设，吸引了国家政府、学术机构以及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

　　由刘宇、周雅琴等著的《大运河文化带（京津冀段）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一书正是在此背景下铺展开来。近年来，随着保护力度的加强，大运河沿线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孕育着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多元文化格局，但以系统视角聚焦大运河北段，特别是京津冀段文化带的研究却不多。而京津冀三地所处的地理区域、政治从属关系赋予了大运河流经该区域所遗留和体现的特殊文化属性，需要我们进行全面的深入研究，梳理京津冀地区文化遗产点及其文化遗产资源关联性，总结文化遗产保护经验，探讨遗产保护与传承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以使大运河北段文化带得到健康发展。目前，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已由“静态保护”向“活化利用”理论方法转变，由“以物为中心”向“以人为中心”遗产保护视域转变，由“类型分割保护”向“文化板块整体保护”的实践方式转变，而作者引入的“协同学”理论正是在此趋势下做出的理念延展，因此，该书选题具有很好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大运河文化带（京津冀段）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一书以详尽的史料文献整理综述为基础，将特定历史时期和历史事件与大运河的发展变迁建立起表层联系，并进一步挖掘表层联系下由大运河北段两岸承载的地域文化、水利文化、漕运文化、传播文化、商氏文化的交融互通所衍生出的文化遗产积累。

　　上古时期文明即以河流为源头起始和发展，而运河具有人工造物的特点，根据经济社会进步需要依势而建，运河的建造将原本仅依赖陆路交通建立货物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原始中心以新的方式连通，拓展了交流方式，贯通南北形成文化交流的同时，逐渐形成了以运河为主要承载物的新文化特点。通过保护等级分类法、类型分类法和功能分类法，书中将以大运河为硬件基础发展而来的物质文化分为依附运河而建的水利水工、古建筑、工业及近现代建筑、遗址遗迹以及由其衍生的其他物质和文化交流产物，这种物质文化遗产的形成过程中，既包括物质的流通，又包括文化、思想、艺术等精神领域的交流，同时以运河为纽带的士农工商的融会贯通，又催生了别具风韵的民间艺术、精湛的手工技艺、深厚的传统民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千年来焕发着勃勃生机。文中通过多领域、多视角叙述了这些大运河文化遗产产生、发展及演变过程，从中可以看出，物质文化发展和非物质文化发展是紧密相连的统一整体。

　　本书以大运河文化带的文化遗产为主要切入点和研究重点，通过大运河北段，尤其是京津冀段文化遗产的典型性研究，指出近代大运河地域上发展不平衡的现状，挖掘大运河北段陷入困境的深层次原因，并以高度的文化自信为大运河京津冀段文化带建设谋篇布局，逻辑紧密，丝丝入扣，引人入胜。作者以较大的篇幅对沿线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总结分析，再配以团队实地取材拍摄的大量精美图片，将大运河京津冀段的文化遗产画卷展现在读者眼前。而作者并没有满足于大运河北方段众多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阐释，而是进一步采用社会科学领域中的科学理论实践方法，从文化遗产的现状价值、历史价值、社会文化价值、科技价值、艺术审美价值、景观环境价值、经济利用价值等方面，结合近代大运河发展颓势及地域发展不平衡现状，将大运河文化带文化遗产保护提升到了“重点且亟须”的高度。大运河物质文化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当地文化、经济、社会生活、审美意识的折射，也是历代人民心血付出与聪明才智的凝结，更是中华民族文明与智慧的传承。

　　在作者的引导下，我们逐步摸清大运河文化遗产的发展脉络，为解决作者抛出的“重点且亟须”的问题奠定基础，以制定切实可行的大运河文化遗产系统保护与开发策略为目标。大运河本身是一个庞大且复杂的综合系统，在文化、空间、产业三个维度下相互关联，三个维度共同组成这个系统的主导性资源。本书重点关注的京、津、冀三区，由其各自与大运河的空间相对关系和它们在各个时期内扮演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角色不同，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文化也各具特色。

　　在厘清了京津冀地区运河文化特点和发展情况之后，整本书也就进入了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后最终的“收口阶段”，对于北京、天津、河北三地大运河文化遗产，作者提出了“协同”的理念和理论，这种协同既体现于大运河文化资源保护和利用相协同的层面，又体现于大运河文化带的区域协同和资源协同层面，还体现于行政区和功能部门间的共商共建共享和信息协同层面。研究欧洲、美洲、亚洲其他国度对于运河沿线文化的保护和利用经验，对于制定中国大运河文化带资源保护、传承和发展策略也具有积极意义，作者在这一部分将视角转向国外，扩展读者视野的同时将本书的中心问题引向了逐渐浮出水面的最终答案，以“协同策略”作为成果落地，完成整部著作的闭环。

　　该书脉络清晰，层次分明，既讲好了大运河京津冀段文化遗产背后的中国故事，也为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发出了有力声音，其研究思路、方法及结论对大运河文化遗产的活化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天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