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文明是中国成为东方文明代表的根由。中华文明的高度是吸引世界目光的客观存在。艺术是文明之美，是文明的感性显现；文明是美的结晶，是艺术的精神之基。艺术形象是文明高度的第一标尺。”8月16日，由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浙江省文联、新疆文联主办的第九届中国青年文艺评论家西湖论坛·天山会议在新疆举办，与会专家高度关注如何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现代文艺置于历史的枢纽、文明的枢纽中等问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向云驹在会上如是谈道。向云驹认为，图像、艺术和美学中都包含着文明原则，在走向重铸文明辉煌的历史进程中应关注这些原则。如艺术形象与文明尊严构成表里关系、内外关系。形象具有变异性，文明则具有稳定性。中华文明5000年从未中断、传承不绝、生生不息，必须在长时段历史中才能把握其真正形象价值和形象真相之所在。如艺术形象的歪曲、扭曲与国家民族的国际地位、国际关系密切相关，在霸凌之下，只有艺术价值、没有艺术尊严。形象的他塑是变动不居的，可好可坏的，而艺术的自塑才是根本的道理。没有自塑的能力，就会失去形象的定位权、定妆权、定型权。再如艺术和美术形象必须有美学价值支撑才具有文明的属性，而图像是功利的、情绪化的产物，具有容易偏离历史轨道的属性，因此是可以重塑、再建、新构的。

　　当代艺术是人类文明创造的一种表现方式，它也凭借其对时代和生活的快速反应，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文艺评论（北京大学）基地主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彭锋提到，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来看，成为世界强国的战略理论有陆权论、海权论、空权论三种说法，而到了21世纪，因为有了新的高铁技术，陆地中心将重新变得重要。欧亚大陆的东西中心点在新疆，乌鲁木齐会成为新的陆地枢纽。“世界上有一些城市还没有当代艺术，如果在中亚亮一盏当代艺术的灯，这盏灯要亮在乌鲁木齐，要把乌鲁木齐做成中亚艺术家的家园。有了当代艺术，中亚的经济、文化就会更加往前发展。新丝绸之路一定不能只是传统的，它必须是当代的。”彭锋谈道。

　　正如高铁技术可以催生新的文明形态，新技术也会改变人类关于艺术的习惯。中国文联特约研究员、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杨俊蕾认为，如今大规模应用新技术的文明形态重构着人类生活的现实。如果创作者将创作目光集中到新技术的维度上，就会发现其中蕴含着新的叙事需求。使用创新性的艺术技法讲述新技术主题故事，会自然地连接到人类共同命运的未来想象。而带着中国经验与智慧加入未来图景的共同绘制，是保持文明相通与对话的有效途径，也有助于主动引导未来的新变化。对于当代中国的艺术创作来说，则有助于避免同质化模仿、避免被讲述、避免有意或无意的自我双重东方化。

　　在人类经济活动之外，非人类的物质文化也促成了丝绸之路历史的形成，这正是影像表达的强项和应该关注的内容。兰州大学博士生杨鹏关注到了丝路影像的表达潜能，特别是通过探究呈现丝路的“地理史”和丝路“史前史”可以丰富对于丝路的阐释和认知。他提到英国历史学者彼得·弗兰科潘的《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一书与大多立足于“路”的研究视野不同，用复数的形式表示丝绸之路的“路”，其研究旨趣不仅在于指涉丝绸之路历史文化场域内部道路的多向度与交互性，而且也标示出商贾、奴隶、军队、皮毛、黄金、白银、小麦、水果等众多人类、物质行动者参与丝绸之路历史、审美与文化建构的事实。此外还有一些中外学者通过探究丝绸之路被开辟之前的历史，将丝绸之路命名为“红铜之路”“青铜之路”“金石之路”“玉石之路”等等。杨鹏认为，不断循环往复流通于丝绸之路上的物质与非物质、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对历史建构具有同等的重要性。物质史、环境史、动物史、生物史、神经元史等非人类行动者的历史，都是可以联结起丝路被开辟之前的历史并进行影像表达的内容。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强调，“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得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文学”。这里的“世界文学”概念描述了资本全球化的直接后果，文化的全球化。那么在新的世界文明格局下该如何看待文化的全球化？中国文艺评论（上海交通大学）基地主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王宁认为，世界文学是一个动态的旅行的概念，经过翻译流通，它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语境中有可能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中国文学也应有自己的“世界文学”版本，以适应特定的接受土壤，而不是只有“外国文学”。在不同语言的文学的生产、流通、翻译的历史演化之外，王宁更加强调主动的批评性讨论和研究，因为在不同的语境下和不同的批评研究群体中产生批评性的反响的作品才能称为伟大的文学作品，反之将很快被淘汰。所以从给世界文学新的标准的角度，他认为在普适意义的世界文学标准之外，还应考虑到各国和民族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否则世界文学发展将永远摆脱不了“欧洲中心主义”的藩篱。

　　“世界文学并非一套固定的经典，而是一种阅读模式：是超然地去接触我们的时空之外的不同世界的一种模式。”这是美国学者戴姆拉什从读者角度为“世界文学”下的定义。这种超然观看“时空之外不同世界”的视角随着时代变化带来了新的世界观问题。浙江师范大学讲师骆晓引用人类学家项飙提出的“消失的附近”观点，即人们在互联网时代可以轻易了解千里之外的人、事、物，却对自己的邻居、社区日渐陌生的状态。对于“附近的建设”主要是一种意识的

　　建设，是重新理解自己和周边、和社会的关系，看到社会的具体和复杂，摆脱一些抽象的、大而化之的概念去理解社会。骆晓认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中国的“附近”，但在西方对全球进行殖民统治和推行文化霸权之后，“附近”就几乎消失了。在艺术领域，应以“天下情怀”突破近现代以来中外文化交流中二元对立叙事的思维模式。要摆脱把“一带一路”国家抽象为亚洲国家、中东国家，把他们的文化艺术笼统地看作东南亚艺术、中东艺术、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等的概念化理解方式，真正深入到具体的物质、语言、图像、音乐当中去，使人们能重新理解自己与周边国家、地区文明之间的联系，看到文明交流互鉴具体而复杂的历史。这种重新确立的“世界观”“天下观”，也源于中国传统的“关系理性”而区别于西方的个体理性，其所包含的理念是以每种相互关系作为利益结算单位，而非自身利益最大化。

　　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背景下，“亚际文艺”是一个新的文艺研究增长点。新疆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中国文艺评论（新疆大学）基地主任邹赞认为，目前“亚际比较文学”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东北亚和东南亚地区，对中国文学与中亚文学关系研究则仍然停留在经典个案，尚缺乏系统性整体性的文学关系史研究成果。从现实意义层面上看，全面系统梳理发掘中国文学在中亚的译介与传播状况，以文献史料搜集为基础，以全球史为参照，关注国际地缘政治变迁对文学交流的影响、凸显重要文化事件，绘制中国文学在中亚译介传播的整体图谱，这样能为面向中亚讲好中国故事提供学术支撑。邹赞还提出了“亚际电影”的概念，来尝试突破中国电影依循“海洋文明”寻找对外交流的惯例。他认为，诸如中亚电影的历史生成机制和存在现状如何，如何有效激活丝路历史记忆，促成中亚电影由对好莱坞、宝莱坞的因袭模仿转变为加强与东北亚国家之间的互动交流，“亚际电影”如何可能，这些问题都具有探讨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