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好中国故事是新世纪文学的重要命题。作为以“故事”为内核的时间艺术，小说可以更从容地融进中国化的叙事元素来构筑审美空间。在文化战略的意义上，讲好中国故事，写出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小说，是面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广西柳州苗族作家韦晓明以对现实的敏锐观察回应时代命题，在小说中注入地域化、民族化元素，以质地鲜活的中国经验呈现，显示了中国故事地方书写的活力与生气。
乡村振兴如火如荼地展开之前，精准扶贫是整个中国社会瞩目的焦点。作为主旋律叙事文本，中篇小说《春雷》聚焦这场牵动中国社会神经而影响深远的扶贫行动。小说直击那些被遮蔽的农村命题，显示了现实主义作家的道义精神与责任担当。作为第一书记，主人公韩巍无疑是有魄力、有公心、有眼界的好干部。本着城市反哺乡村、工业支持农业的理念，他说服何建方回乡创办仿古实木家具厂，利用当地林业资源，竭尽全力把云雾村打造成另一版本的华西村。但这种因地制宜合理开发生态资源、发展新农村多种经济的扶贫工作并不顺利，遭遇了意想不到的重重阻力。作者没有回避驻村干部在精准扶贫过程中所遇到的难题和困惑，而是非常重视工作队与保守势力之间矛盾的尖锐性。其实，这种二元对立式的书写暗藏着美学上的风险，不小心就容易陷入公式化的怪圈。所幸的是，韦晓明并未非黑即白地描写两派人物之间的争斗，而是依循乡村现实的本来面目，充分注意到其中所潜藏的复杂性。在这个意义上，《春雷》体现了作者对脱贫攻坚的反思力度，成为主旋律叙事审美化实践的优秀范例。
一是中国问题的提出。在韩巍驻进云雾村之前，有家企业想承包村里的稻田，同时开发旅游业，但村民意见未能达成一致。终归是，传统守旧思维限制着乡村经济的发展。这种思维机制表现为一种依赖政府的“惰性”。此前，贫困户吃惯了救济，这种依赖性积习成疾，以致让他们难以适应乡村变革大势。而精准扶贫与此前的“输血”式扶贫不可同日而语，而是以赋予农村自我“造血”功能为旨归的脱贫攻坚。因此，精准扶贫的任务，并非单纯的贫困户经济条件的改善，更是其思想观念的改造与更新。为了纠偏贫困群众固有思维，以“扶智”推动扶贫，便成了驻村干部极为紧迫的任务。为此，作者把审美立足点定位在“人”的问题上，以思维观念和人性结构的在地化书写来反映精准扶贫政策贯彻实施中出现的系列问题，并以此区别于“十七年”文学中图解政策的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春雷》显示了作者对广大农村精准扶贫工作的深刻体察，超越了那种从概念出发，借“观念”之争来演绎故事的教条主义套路，而云雾村两种势力在百年老树是否处理以使物尽其用的问题上反复较量，以及村里实际掌权的龙建平在贫困户建档立卡的问题上任人唯亲、拉帮结派等描写，揭示了脱贫攻坚背景下中国乡村真实的社会生态与精神面貌，展现了贫困山区精准扶贫政策的推进中农民的观念转变之艰难。
二是中国形象的塑造。韦晓明秉承以“人”为本的小说观念，从乡村现实生态出发，深入农村社会结构来探讨“冲突”的症结与贫困的根源。作者善于捕捉精准扶贫背景下农民的情绪反应和人心动向，塑造了大刀阔斧、有情有义的韩巍，胸怀大局、不怒而威的贾奉途，狭隘自私、怯于担当的贾政财，精于算计、阴险自负的杨链，心理阴暗、表里不一的马建平，胡搅蛮缠又理屈气短的马老三等鲜活的人物形象。从村民对待何建方前后态度的变化，不难看出先富者与村民之间的隔膜。往年春节何建方会给村里老人发红包，而如今为了开发林业资源带动家乡经济发展，举债投资兴建红木家具公司，只能终止红包的发放，引起村民不满。可见，作者对人物处境以及与其相关的大众心态有着敏锐的观察和精准的把握。作者惯于以细节揭示人物个性，《空谷之上》主人公董福光在家请客，为了让客人少吃，“煮半斤肉撒一捧盐，咸到苦”，等客人离开便用水冲洗，加点头菜炒炒便可吃一周。这个细节看似平常，却揭示了董福光节俭持家又无比吝啬的个性。因此，以“人”为本的叙事立场确保了这部小说的艺术品格，使人物塑造超越了一些主旋律小说意识形态符号化的表达。这些人物是作者以苗族贫困山区为背景而提炼出的活生生的艺术形象。应该说，人物构造的个性化与在地性是韦晓明小说原生魅力的重要来源。
三是中国气韵的贯通。作为地域文化氛围浓厚的“百节之乡”，云雾村有着不少文化内涵丰富的民风民俗。这片土地上世世代代所遵守的乡风习俗，为“中国故事”的地方化讲述提供了审美参数，也为现实主义小说导入中国气韵提供了可能。除了大苗山、融江、贝江等地理标示以及三江红等地方器物，作者还写到丰富多彩的苗族习俗传统，如“打老同”“芦笙踩堂”“走同年”“闹鱼节”“千斤拔”等节庆习俗，都极具地方特色和民族韵味。当然，关于民间风俗的描写并未游离于叙事之外，而是巧妙融入人物塑造与故事讲述。以《春雷》新禾节上斗马比赛为例，作者没有把这个富有民族文化内涵的节庆活动仅仅当作外在于人物性格构成的乡风民俗来写，而是围绕“马王”杨子林这个人物形象的建构来展开叙事的。作为苗寨青年一代，杨子林从庸碌无为甚至玩世不恭到积极奋发的性格转变，就是在斗马等民族传统习俗的日常细节描写中完成的。又如龙建平摆鸿门宴，以“千斤拔”醉倒韩巍；为了免于追究，杨链以“风俗”为名，提前让冤死的素花“出山”等场景，在地方风俗活动中建构冲突，构成小说叙事的动力单元。
向善的道德指向是韦晓明小说意义空间建构的重要维度，体现了当代苗乡社会淳朴善良的本色。尽管《空谷之上》《三江红》《当归》等篇什有强烈的反讽意味，不乏现实主义批判锋芒，但为好人“造像”无疑是韦晓明叙事最突显的审美标示。这种正向人物观自然与所谓“高大全”的英雄形象无涉。客观地说，韦晓明以“人”为本的叙事不是从概念出发，而是把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善”内化为人物的心理结构，在多重视域中突显“善”的价值。除了韩巍，还有《底流》中的韩远方，《当归》中的汪主任、郦滨，《空谷之上》中的董福光等人物，他们无疑都是“好人”。这些人物不免让人想起余华《第七天》、迟子建《一坛猪油》等小说中的温情书写。韦晓明把这种“善”进行了本质化的处理，从泥沙俱下的世态中提取向“善”的情感质素。比如，面对奋发图强却不免卑微弱势的远房侄儿，以及那神秘的公司及其所显示的种种不免令人生疑的迹象，汪主任作为公职人员，不无矛盾纠结之处。作者写出了人物心态的复杂性，显示了人物开掘的心理深度。归根到底，这是一个感恩的故事。汪主任对郦滨及其朋友的帮助，自然是一种善意的释放，但某种意义上也是对多年前姑父恩情的回报。
中国故事的审美表达如何实现突围，确切地说，如何优化中国经验的书写模式以提升其审美品质，是当前主旋律小说创作所面临的重要命题。中国故事的地方性书写中，韦晓明着眼于中国社会焦点问题，以实现中国形象和中国气韵的审美建构为己任。其小说在充满挑战的现实中注入“善”的力量，在直面乡村本相的叙述中透着理想主义光芒，显示了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活力与生机，同时也为当下中国小说创作提供了重要参照。
（作者系浙江财经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中国现代文学馆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