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笔谈
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时期
构建人类文明书写的中国话语
曹顺庆 明钰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强调中华文明具有五个突出的特性，强调“要坚持守正创新，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中华文化具有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向第三届文明交流互鉴对话会暨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发出的贺信中强调的，“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落实全球文明倡议，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携手促进人类文明进步”。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此次贺信，是我们深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根本遵循，为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铸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指明了方向。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新时代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厚文明底蕴，首先要正视当下国际视野中中国学者“文明”书写、 “文明”研究的失语困境。
长久以来，“文明”概念的定义、文明观的全球输出以及文明史的书写话语都牢牢掌握在西方学者手中，世界文明史书写因一直受到文明霸权主义、文明等级论的影响而存在严重的西方中心倾向。
自“地理大发现”以来，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在城市建设、交通、医疗等物质方面发生的现代革新，促使强烈的文明优越感生发于欧洲知识精英群体之中。技术革新带来的便利使欧洲人将“西方式”的现代化建设看作非欧洲地区也应实现的发展目标，欧洲历史被叙述为文明不断进步的过程，非欧洲地区和民族则被视为“落后”“野蛮”“停滞”。正如法国哲学家、汉学家弗朗索瓦·于连认为的，“为净化道德领域便将一切不符合普世规定的成分清理出去”中的“普世规定”隐含着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企图，由欧洲话语主导的“文明进步观”包裹之下的全球殖民活动，则被视作一个“文明化”的过程。
阶梯状文明进步观下，东方文明或成为“西方之眼”的视觉盲区，或被视作文明进步的初始阶段。如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认为：“世界历史从‘东方’到‘西方’，因为欧洲绝对地是历史的终点，亚洲是起点。”美国爱荷华大学首任校长阿莫斯·迪恩于1868年至1869年推出的7卷本《文明史》是较早问世的文明史著作。该书第一卷第15章聚焦于亚洲文明，相继描绘了中亚高原、土耳其、塞族、匈奴、蒙古、鞑靼、迦勒底、亚述、巴比伦、玛代-波斯帝国、埃及、阿拉伯半岛、巴勒斯坦、腓尼基、叙利亚、小亚细亚等文明，却唯独缺失源远流长的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而且，在阿莫斯·迪恩看来，亚洲文明是人类的持续的“幼年期”，甚至“停滞不前”，既“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精神或道德进步的迹象”，亦“未为我们留下任何科学或艺术上的重大发现”。
迪恩的观点失之狭隘，东方文明不仅拥有瑰丽的文化宝藏，而且早就在自古以来的文明交流互鉴过程中影响着西方文明。在《自由的文化：古希腊与欧洲的起源》一书中，克里斯蒂安·迈耶提出：“毫无疑问，《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创作灵感也源于东方……希腊诗人至少从公元前八世纪中期就开始对它们（指《吉尔伽美什》《阿特拉哈西斯》《埃努玛·埃立什》等东方史诗）中的一部分非常熟悉了。总之，荷马史诗和《库普里亚》（公元前650年另一部关于特洛伊战争的史诗）中的场景确实模仿了东方史诗，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被理解为参照了东方史诗的内容。”而在《蒂迈欧篇》里，柏拉图以历史而非神话的形式记载了希腊从埃及那里获得的智慧，他写了梭伦在公元前6世纪时去埃及塞斯地区游历的故事：“他向当地最精通古代事务的祭司请教，发现自己以及其他希腊人在这方面可以说是一无所知。……这时候有位非常老迈的祭司说，啊，梭伦呀梭伦，你们希腊人永远长不大，你们都是儿童，你们中间一位老人都没有……你只记得一次大洪水，可在此之前有过多次大洪水。”柏拉图出于一种回归雅典古代制度的政治意图，让梭伦聆听埃及德高望重的祭司的教诲，因为“他与伊索克拉底一样，对希腊真正的古代根源挖掘越深，就越靠近埃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尔文·斯同讲席教授詹姆斯·波尔特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则说道：“包括字母在内的希腊文明元素都起源于近东……因此，我们习以为常的对古代东方文明的排斥是非常武断的。”
文明霸权和文明等级论影响之下，严重的西方中心倾向出现在无论西方还是中国的世界文明史书写中，对东方文明，尤其是对中国文明的书写存在史实不符、歪曲贬低、盲目跟风、亦步亦趋等问题。而反躬自省，中国学者在文明史书写方面仍有不完善和需改进之处。中国历来强调历史意识、重视历史传统、注重史书编写，因而拥有世界上最早、最完善的编史传统，伏尔泰曾极力称赞“世界上最古老的编年史是中国的编年史，中国的这些编年史连贯不断，详尽无遗，撰述严谨”。但是据统计，国内出版“文明史”（包括世界文明史、中亚文明史、中国文明史、国别文明史、民族文明史、地区文明史，文明史学术研究等）自1901年至今总计194本，直到1989年，中国学界没有出现一本“文明史”著述，皆为译著输入。并且，受到早期译本影响，国内学界现有文明史书写中关于文明观的定义、文明史的分期以及文明史书写框架都受西方文明史观念和实践的限制。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重新书写世界文明史，不但要从话语霸权的困境中突围，更要在突破语言霸权的基础上实现文明平等对话。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文明互鉴”和“文明探源”发表重要讲话。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题为《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的演讲，他指出：“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
提出影响21世纪全球文明观的“文明冲突论”的萨缪尔·亨廷顿曾宣称，“在人类生存的大部分时期，文明之间的交往是间断的或根本不存在”。但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哈佛大学教授、哈佛燕京学社社长杜维明先生认为：“不同的文明有可能发生冲突，不同的种族、语言、性别、年龄以及地区之间到处都有可能发生冲突。如果我们认为冲突是危险的，那么我们（反而）需要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前述近东文明对希腊文明的影响，说明了希腊文明之“流”从东方文明之“源”汲取精华的客观历史事实，更印证了文明互鉴的重要性和文明交流的有益影响。
文明交流互鉴是一种“对话”，“对话”主体是既独立又平等的存在，因互相尊重而处于同一平面。正所谓“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文明因交流互鉴而平等、和谐地共处，在世界舞台上展开巴赫金式的复调对话。他者、差异性、平等是对话的基本要素，因此在面对西方强势话语的误解时，中国学者应敢于批评，敢于对话，敢于在世界文明起源的研究和阐释中以客观存在的基本史实来正本清源。如黑格尔在其著作中常常以中国文化为指摘对象，或称中国没有哲学，中国汉字没有思辨思想，《论语》没有翻译才是更好的。对此，钱钟书先生曾在《管锥编》第一册第一篇《论易之三名》中提出严厉批评：“黑格尔尝鄙薄吾国语文，以为不宜思辨；又自夸德语能冥契道妙，举‘奥伏赫变’为例，以相反两意融会于一字，拉丁文中亦无义蕴深富尔许者。其不知汉语，不必责也；无知而掉以轻心，发为高论，又老师巨子之常态惯技，无足怪也；然而遂使东西海之名理同者如南北海之马牛风，则不得不为承学之士惜之。”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坚定文化自信，坚持走自己的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这启示当下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坚持守正创新，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谱写中华文明的当代华章。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阐释中国道路、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并且，应积极主动与国际学界对话，让世界听到更多“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的声音。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起点上切实解决当今文明史书写存在的问题，进而构建人类文明书写的中国话语。
目前，世界上还没有出现以“交流互鉴”为书写主旨的文明史，由于执笔写史的话语权问题，如仍按照现有的文明史书写，这些文明互鉴的史实将永久掩埋，永远不入史笔。目前中国学者乃至东方学者在国际上的学术话语常常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窘境，想要打破这一窘境，逐步解决话语言说问题，我们要从具体的文明史实入手，从文明互鉴问题的阐释中展开，在具体的阐释中体现出文明发展的全貌，同时，在论述中也展现我们言说的话语，从具体的论述中形成我们的话语。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构建人类文明书写的中国话语，要秉持文明自信的态度，溯源文明互鉴中的中华智慧。
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在世界文明发展中无论是人文思想还是器物科技都为推动人类由懵懂走向文明启蒙贡献了举足轻重的中华智慧。存在于西方文明、文化、文学中的中国文化元素在新时代中华民族现代化文明建设中应得到充分研究和阐释。守正创新，要立足于赓续中华文脉，为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伟大历史进程注入中华文化的光辉气韵。
笔者曾于《比较诗学影响研究的新视野与新实践》（《国际比较文学（中英文）》2022年第3期）一文中着重论述了诗学实证，具体可从“西方诗学中国化”与“中国诗学西方化”两个方面展开。“西方诗学中国化”一方面冲击、革新了中国文学研究，另一方面也是导致中国文论“失语症”问题的一大因素。现有比较诗学研究成果，均侧重于西方对中国诗学的影响，即“西方诗学中国化”，尚未有足够的成果反过来深入探究中国对西方诗学的影响，即“中国诗学西方化”。研究中国文学思想对西方思想、文论的影响及在其中的变异，是比较诗学研究的新视野。
不同文明常常是相互借鉴、互相促成的。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时便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意义，体现在“中国诗学西方化”研究新视野中，启发我们关注西方现代诗学中的中国元素。
在胡塞尔、海德格尔、伏尔泰、瓦雷里、庞德、德里达、福柯、拉康等人的文学批评理论中，我们均可以看到中华文化影响留下的痕迹。例如，20世纪存在主义哲学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之一马丁·海德格尔曾对中国道家思想怀有浓厚兴趣，从中获取丰富其“存在”之思的精神养料。据文献记载及学者统计，海德格尔至少在13个地方引用了《老子》《庄子》德文译本中的一些段落，并与华裔学者萧师毅合作翻译《老子》。又如，西方解构主义的领军人物雅克·德里达在其《论文字学》一书中谈及汉字的“音－义”关系之时，时常回想他和法国著名汉学家毕仰高之间关于中国与汉字的讨论。德里达在此书中批判西方人对于“中国汉字”的偏见，颠覆传统的“言语/文字”的二元对立，向以“语音中心主义”为代表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提出质疑和批判，打破了此前言语的权威地位。文明交流互鉴带来的灵感促使德里达开启言语和文字的比较研究，并在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反思中逐步建构起自己的解构理论。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只有将中华文明成果内化于心，才有能力溯源文明互鉴中的中华智慧，充分研究和阐释存在于西方文明、文化、文学中的中国文化元素，才能及时发现灿烂的中华文明之花，在异国他乡结出的思想硕果。
作为四川大学2035先导计划“文明互鉴与全球治理”首席专家，笔者在《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开设2023年度专栏“文明书写与文明互鉴”，提出“重写文明史”，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围绕“世界文明”“中华文明”进行深入对话，期望中国学者携手国际学者以文明史实为基础来“重写文明史”，在重写文明史中对西方错误的文明观进行拨乱反正，对西方文明史和中国相关文明史研究中不实的书写进行有力的纠正和批判，对本土文明的世界文明级的贡献做到充分自信和自觉，在重写文明史中建设中国话语，重塑文明观，并借助文明史重写之势，推动各个学科史知识体系的重构与话语建设。
“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出的时代强音，激励我们在新的起点上，以只争朝夕的奋斗姿态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国际视野下，建设具有强大感召力和影响力的中华文化软实力；在文明交流互鉴中，让世界感受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的光辉与魅力，也向世界展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实践伟力与时代风采。加强文明互鉴，以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与世界对话；守正创新，在赓续历史文脉的进程中谱写当代华章。重写文明史，在新时代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厚文明底蕴、溯源世界文明历史发展中的中华智慧、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推动中华文明更好走向世界，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时期，构建人类文明书写的中国话语。
（作者曹顺庆系欧洲科学与艺术院院士、四川大学杰出教授、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学术院长；明钰系四川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