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并举办‘科幻文艺与中国式现代化’青年工作坊，既是由于中国科幻文艺近年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流浪地球》《疯狂的外星人》《独行月球》《三体》等影视剧获得了票房/收视率和口碑的双丰收，讨论该主题对中国文艺评论（首都师范大学）基地的科研工作有推动作用，同时也希望进一步关注中国文艺发展问题以及当下的现实问题，促进中国文艺理论美学与批评的话语建构。”5月7日，“科幻文艺与中国式现代化”青年工作坊在首都师范大学本部校友之家“书中洞天”举办，活动策划者、中国文艺评论（首都师范大学）基地主任、首都师范大学教授王德胜在会上谈道。本次活动由中国文艺评论（首都师范大学）基地、首都师范大学艺术与美育研究院等单位主办。工作坊先后围绕中国科幻文艺的想象力与现实、中国科幻文学新浪潮、中国科幻影视的本土化探索、人工智能崛起背景下的劳动者困境等论题展开深入交流，基地常务副主任、首都师范大学教授胡疆锋主持工作坊。

　　想象力是人类的未来，一些作品寓言式地推演未来是否会限制人们的想象力，如今中国科幻文艺体现出的想象力与现实有怎样的联系？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系主任罗小茗认为，从小说到电影的《流浪地球》，不仅是中国科幻电影里程碑式的事件，更构成了整体评估中国科幻小说想象力时需考察的重要标本。中国科幻文艺在擅于捕捉日趋明确的现实经验的同时，也越来越疏于向不确定性敞开怀抱，以至于这种处于临界状态的想象力，被烙上了这个时代特有的印记。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周志强认为，电影《流浪地球》中想象力的困境是一种“莎士比亚式”的困境，是一种现实经验闭合状态的折射，对于当下社会如何理解现实经验及其表意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他表示，“经验”与情感结构之间具有巨大的鸿沟。我们需要谨慎使用“经验”的概念。我们更应该关注那些无法被现有的语言规则整理过的经验。周志强提出了自己对科幻的理解——当科学技术对人文主义提出质疑，当旧的知识范式与新的现实之间产生矛盾的时候，科幻就应运而生。

　　西方科幻的“新浪潮”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的英国，在科幻小说的语境中，开始用文学去回应帝国想象，出现了更强的文本自觉意识。美国韦尔斯利学院东亚系系主任宋明炜曾将韩松、飞氘、陈楸帆等人的写作称为“中国科幻新浪潮”，认为他们让科幻小说具有很强的文学性，而且这种文学意识承接的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先锋文学的精神，再往上可以追溯到鲁迅。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李广益对“中国科幻新浪潮”概念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科幻文学并不能被“新浪潮”或其他任何概念所统摄，不能被几部最具国际知名度的作品充分代表，对这一阶段中国科幻文学的准确认知需建基于一手的文献史料。但是，作为一条文学史脉络，“新浪潮”仍有重要价值，须回到这一概念的原初意涵，并突破刻板的年代划分，进入文学史的现场，辨识这一脉络的中国起源，从而能够恰如其分地发挥它对于文学史研究和书写的作用。早在上世纪80年代的科幻作品中就已呈现“科幻现实主义”的范畴，从这个角度上说，“中国科幻新浪潮”的适用范围存疑。当前对科幻文艺的研究习惯于走向对寓言、象征、隐喻等术语的讨论，因此我们更需要从当下的语境中去把握科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陈亦水认为，“科幻现实主义”的核心是关于中国的科幻观、科学观、技术观，但背后受到了以西方发达国家科技中心为想象的影响。科幻文艺作品在处理这类问题时，需要回到现代文学中的启蒙传统，回到当代中国的现场，找到“中国科幻新浪潮”“不可见的现实”需要找寻的答案。

　　2019年《流浪地球》上映以及2020年“科幻十条”等政策的推行，使得中国科幻影视进入爆发期。胡疆锋认为，推动科幻文艺的健康发展，是实现党的二十大提出的“推进文化自信自强”“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的重要路径，也为加快科技创新和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任冬梅指出，中国科幻电影创作的明显特征是对科幻类型的本土化探索出了新的路径。在人物塑造、视觉形象和价值观念的表达上，都出现了符合本土观众审美心理和观赏期待的叙事模式和视觉符码，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科幻电影的本土化创作。中国科幻电影通过所谓“软科幻”和“硬科幻”两条路径探索了本土化风格，体现出属于中国的民族特色和文化自信，但仍面临诸多问题与挑战。一方面，用好莱坞的定义和经验来讲中国人的故事，“拿来主义”是绝对不行的。影视创作者必须先对什么是中国科幻有明确的理解，而不是只拿一个中国元素的外衣套上一个好莱坞的故事或者相反；另一方面，要想方设法提升编剧、导演、制片人的科学素养，让他们具备科学审美的感受力和科学思维的想象力，同时也要进一步提升国民整体的科幻素养，为科幻影视受众培育土壤。任冬梅认为，虽然“软硬科幻”的概念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但是“软硬科幻”的概念有助于更好地区分中国科幻电影中存在的偏向工业性以及借助科幻元素讨论传统想象母题这两种类型的作品。而针对“软硬科幻”类型背后所涉及的对于西方科技价值观的偏向问题，中国科幻可以建立在当下中国科技发展的基础上，并进行探索。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教师赵柔柔对“软硬科幻”的特征及相关作品进行了探讨。她指出，一方面，在关于科幻和现实的问题上，一些小说对现实的感知有很强的一致性，例如对“丛林法则”“监控社会”的反复确认和书写、对边界感消失的感知的主题。另一方面这些作品在叙事角度往往是非常闭合的，呈现出了想象空间的匮乏，这样一种书写是否能再现现实？对于科幻电影产业来说，重谈这些问题显然具有启发性意味。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林品认为，小说《北京折叠》的科幻现实主义书写之所以能够赢得雨果奖是因为它的带有思想实验性质的时空设定，触及了智能机器人时代的失业危机问题。郝景芳提供了一则关于阶层对立的喻世明言，但当作者将“后人类”元素搁置的时候，也给这则本可能更为残酷的寓言涂抹上一层人道主义的温情光晕。

　　未来事务管理局创始人&CEO姬少亭从一位科幻行业从业者的角度对当下科幻的一些问题进行思考。她指出，目前中国科幻的困境是对科技现实缺乏观察，科幻的地位没有得到质的改变。在今天的困境中资本并不具备加速科幻发展的“超能力”，科幻文艺的发展更多来自于创作者自身的条件和所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