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中指出，“调查研究是获得真知灼见的源头活水，是做好工作的基本功”，“要通过调查研究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找到破解难题的办法和路径”。对文化艺术各领域来说，带有描述性、解释性或探索性的研究实践中少不了调查研究这一步骤。实际上在文化艺术各领域的科研活动中，都离不开深入全国各地的走访学习和调研，这是获得第一手信息和资料的重要手段。比如田野调查中的访谈与记录、走访调研各类自然景观与人文遗迹、考古活动中的挖掘与研究等，都能为相关理论研究提供与文字材料相印证的物质材料，使研究内容更为全面、研究过程更为科学、研究结果更为可靠。调查研究对于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无疑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让笔者回想起中国舞蹈史研究的征途中，以欧阳予倩、吴晓邦为代表的舞蹈学界先驱以深入调查、细致研究的治学路径完成了一代舞史人的理论奠基，也形成了以调查研究为遵循、以“史料＋活态”研究为实践、以历史责任为使命的中国式舞蹈史学研究的初步范式。
由于舞蹈的时空特性，我国古代舞蹈史的研究非常依赖文本记录。在古代，关涉舞蹈的史述多为官方主持纂修的典章，记述的内容又多以宫廷祭祀和宴享中的舞蹈事件为主。因此，较早的中国舞蹈史研究，如刘师培的《舞法起于祀神考》（1907年）、陈文波的《中国古代跳舞史》（1935年）等，多以查检史料和爬梳舞蹈线索为主，皆突出“史籍考索”这一传统的治史方法。但这种方法有一个弊端，即很容易落入从文字到文字的窠臼，这依然是因为舞蹈的时空特性。直到“新史学”理念、“二重证据法”和围绕人民书写舞史理念的出现，才催生出更为科学的中国舞蹈史的研究方法。
“新史学”理念进入中国，有其时代动因。得益于近代留学活动的兴起，梁启超等学人留学归来，新理念、新方法给旧中国带来新生机。“新史学”便是其中之一。梁启超等学人积极奔走，撰文立说，以“革故鼎新”的理念付诸于对社会、对人民的观照，这种重视“民族的、民众的”历史观影响了史学研究的路径，后来也促进了我国舞蹈史学研究对“民史”的高度关注。拥有人民大众身份的舞蹈以其自发形成传播、体现人民情感，保存历史遗存等特征而为研究者所重视。以欧阳予倩、吴晓邦为代表的一代学人开启了对中国舞蹈文化的探索之路。
欧阳予倩的治史方法受到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的影响，非常重视史籍资料的梳理，强调要结合史料与出土文物、壁画、拓片等综合分析研究。他从表演实践的角度出发，提倡从活态舞蹈（戏曲、少数民族地区的舞蹈）中寻找古代舞蹈的痕迹，当时舞史研究者们深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研究古代舞蹈遗存，从与史籍文献互证的角度研究舞蹈史。孙景琛、彭松、王克芬、董锡玖等我国第一代舞蹈史家在沈从文、阴法鲁、杨荫浏、周贻白、阿英等文化艺术领域专家指导下展开舞史研究工作，他们将调研的成果与研究成果都撰写在20世纪80年代陆续出版的五卷本《中国舞蹈史》中。可以说，书上看到的都是问题，调研获得的全是方法。解决舞蹈史的书写除了史籍考索，深入调查研究能够获得更多第一手资料和信息，更能为舞蹈史的研究提供生动的历史视野。
与此同时，吴晓邦选择了活态庙堂乐舞的调查、整理和保存这一研究路径。他带领孙景琛、刘恩伯等人深入调研，拍摄了苏州道教乐舞资料（1956年）、山东曲阜孔庙“六佾舞”和完整的祭孔仪式（1957年）、桂林和江西的“傩舞”（1957年）、福建古老剧种中的舞蹈和基本训练方法（1958年）、安徽淮北“花鼓灯”的歌舞场面（1958年）等资料。通过访谈艺人、绘制图像、录音录像等多种手段保留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史料。吴晓邦自己也认为这些调研记录打开了中国舞蹈艺术的迷宫，恢复了多种古老舞蹈艺术的面目，为后来人展示了各民族舞蹈的来龙去脉。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研究舞蹈的历史要走到人民中去。吴晓邦深刻地认识到了人民大众的创造实践对舞史书写与塑形的作用，这深刻影响了以孙景琛、彭松、王克芬、董锡玖为代表的我国第一代舞蹈史家的治史方法与研究路径。
历史与历史研究是相伴相生的，当下正在发生的就是活态的历史。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随后，中宣部、中国文联等五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在文艺界广泛开展“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的意见》，可谓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深扎”浪潮。全国文化和文艺界在这样的行动中深化了“调查研究”这一宝贵思想。比如近几年中国文联、中国舞协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持续推进“深扎”主题实践活动，团结凝聚舞蹈艺术领域的工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向人民群众的生活学习，向人民群众的集体智慧学习。2015年至今，中国文联、中国舞协“深扎”主题实践深入寻访河北、海南、湖北、西藏、甘肃、内蒙古、江西、广西、宁夏、青海、新疆等地，通过调研采风感受乡间村镇真切的生活风貌，从中撷取素材和创作灵感，挖掘民族民间舞蹈元素，将艺术家的思考和提炼化为反映新时代社会和人民生活面貌的舞蹈创作，创作出了《阿嘎人》《青稞》《梦宣》《玄音鼓舞》《希格希日—独树》《老雁》《战马》《额尔古纳河》《阳光下的麦盖提》等一大批作品，这些通过“深扎”创作出的作品内容形式上创新、真实、接地气，思想性和艺术性也达到了较高水平，受到人民群众的好评。这些源自生活的优秀舞蹈作品，许多在中国舞蹈“荷花奖”评奖等舞台上大放异彩，受到舞蹈界的肯定和赞誉，也引发社会关注，可以说是以创新的民族民间舞蹈新姿态书写着新时期新舞蹈的壮丽景观。
在“深扎”的过程中，或关注“深扎”活动，舞蹈学人也在以自己的思考与笔触，观摩历史、书写当下，在不断推进的调查研究工作中探索和回答着时代之问、人民之问。王玫的《感受可以看到的，思考可以感受的——由内蒙古“深扎”想到的》《三见“深扎”》《又去深扎了……》，刘建的《转型期当口的中国民间舞“深扎”的理论思考》，刘晓真的《传统即镜子，民间无定式》，杨志晓的《坚守与跨越——中国舞协“深扎”广西访谈录》等文章都秉持着独到的问题视野与批判的眼光，审视和记录着当下正在发生的舞蹈历史。舞蹈学人们不断深入思考“深扎”的意义，厘清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探索和解答中国舞蹈面临的种种问题和难题。就像刘建以社会变迁的视野关注的“身体的言说”所面临的时代境遇问题，他的笔触针砭时情，又鞭辟入里。“深扎”真正要扎下去的对象，说到底还是中华大地上多彩文化的创造者、继承者和守护者—人—的生存状态和与之相关的各种环境。目睹“活态”的民族民间艺术，王玫以专业视角和“旁观者”清醒的目光细数目之所及，进行“头脑风暴”，将调查研究中观察、思考、探索所得付诸笔头。从“非遗舞蹈”进校园的形式是“活态”还是“博物”的探讨，到“非遗”和以其为基础的舞蹈创作的“名实之辩”，王玫都能以非常老辣的眼光在人的“奇幻”“意外”“惊喜”中，发掘出“至性至情深刻地认识传统的核心在于创造”这一重要观点……从学者的诸多思考与探讨中，我们都可以看到通过“深扎”而获得的调查研究成果和史学意义。
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受益于欧阳予倩与吴晓邦等前辈为舞蹈史学界留下的宝贵遗产。在新时代的情境中，“深扎”是一种内涵更为丰满的调查研究，我们站在当下，通过“活态”的舞蹈遗存探索过去，也通过学习和创作给未来拟好草稿。这同样是在时代的大潮中建构舞蹈历史的重要一环。在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感召下，中国舞蹈艺术的文化身份建构更应立足古代舞蹈丰富的历史资源和文化遗存，以调查探索、细致研究为指导，创新方法、开拓路径，努力开掘研究的向度，深入探索社会学、考古学、历史地理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为中国舞蹈史的研究展开新的学术景观。
（作者系南昌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