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多年前，英国女作家伍尔芙提出，女性若想写作，必须要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这样才不会像艾米莉·勃朗特般随时可能被琐事打扰，也不必像简·奥斯汀般时刻准备藏起客厅里的手稿，她们大可自由而专注地徜徉于自己的精神王国，成为小说家、剧作家、诗人。这晚，我独坐于房中，伴着一盏暖灯、一本诗集，在燕南园星空的照耀下，走进了北大女诗人的“房间”，这里有展现女性个体生命意识的观照之灯，回归本真的现实之桌、自然之椅，还有通往更广阔世界的历史之窗、异域之门。
相比于早早登上诗歌舞台的男诗人，女诗人则是在不断地摸索中创建出了属于自己的话语范式，用诗歌点亮了观照女性个体经验和自我意识的明灯。作为女儿，她们能够通过青春的繁花似锦体谅母亲老去枯萎的悲凉，正如诗人袁绍珊在《旋转餐厅》里所写的那样：“你成为母亲，你才能了解母亲。/想忘记噪音，就成为/噪音的一部分。/在破落门庭写一部章回小说，/还母亲花团锦簇的一生。”这不仅表达了女儿对母亲的爱，更道出了女性之间的理解与疼惜。诗人尹丽川在《妈妈》中问道：“我该做你没做的事么，妈妈/你曾那么地美丽，直到生下了我/自从我认识你，你不再水性杨花/为了另一个女人/你这样做值得么/你成了空虚的老太太/一把废弃的扇。”女诗人们发出了振聋发聩的诘问：牺牲自我是做母亲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吗？成为母亲是女性的必选命运吗？女性能否有另外的路去过花团锦簇的一生，去做母亲从未做过的事？这是女儿的期盼，也是女性的沉思。
于是我们看到，诗人陈雅芳写下了反抗重男轻女的诗句，从男权的火焰中走出自我之路：“我可以比跌落的浪花走得更远/像沉没的太阳一样平静，在暗处啃啮痛苦/然后再像折断枝条一样折断自己的心/挺直腰板，笔直地穿过火焰和火焰中的子孙万代”（《父亲》）。诗人张慧君不再将孩子作为人生唯一的寄托，而是以平等、发现的眼光看待女儿的成长：“你赋予我灵感。你不是我所造的，永远地遥遥/超出我的创造力”（《给女儿的抒情诗》）。不仅如此，张慧君还鼓励女性，即使还未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也要坚持在鸡零狗碎的生活中，自由地、无畏地阅读、写作：“我道出这鸡零狗碎的常人琐事/与你共享，若你爱看书、做梦，/有志于写作且有雄心壮志，不拘习俗”（《坚韧》）。她们沉思，她们呼喊，她们坚持，她们用诗歌打开房门，让更多女性看到坚定自我的力量。
除此之外，北大女诗人们还把目光投向了现实生活，从“性别意识”走向“生命意识”，关注当代社会“人”的精神困境，用诗歌带人类回归自然的本真。在商品社会，一些一味逐利的行为剥夺了“劳动”的神圣感与意义感，使劳动成为可被消费的商品，劳动者成为机器上的一环。康宇辰在《蜀中抒怀》中写道：“劳动的奇观被消费得那样疲劳、那样顺从/那样好看。”在科技迅速发展的时代，我们不可避免地被社交软件联结成一张网。然而，心灵无法被工具化，即使身在这张“网”里，我们还是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孤独。诗人周瓒想象，一百年后，锁在电子邮箱中的“孤独感”将堆满无边旷野（《旧的电子邮箱》），诗人康宇辰震惊于手机里昂贵的人际病（《晦暗的年华》），诗人李琬在《自然》中感叹心灵所需要的一切如此稀少。因此，心灵需要离开混凝土铸就的钢铁森林，回归到宁静愉悦的大自然中。
自然是一种舒适的节奏，不必着急着离开，不必赶着去抵达，在顺时而为中找到心灵之静，就像诗人顾春芳在《开花的时节只是开花》中所写：“开花的时节只是开花/蝴蝶只是蝴蝶，飞只是飞/所有的果实都有归宿，我们应当像早晨一样去生活。”自然是一种天人合一的圆融，诗人将自己化于天地万物中，透过它们的视角重新审视世界。诗人秦立彦透过杨树的眼睛看到了四季轮转（《杨树的眼睛》），葭苇在雨天化作雨水，从花瓣淌入湖心（《草木之歌》），诗人谢雨新看到了渺小的狗尾草独自对抗秋日的勇敢（《狗尾草》）。自然是一种超越时间的永恒，它以肃穆博大的姿态包容世界所有的变幻，诗人夏露在《黎明是相似的》里写道：“世界再怎么变幻/黎明总是这副模样/鸡鸣前后/星星坚持闪亮。”所以，焦虑的现代人回归自然就如同啼哭的婴儿回到襁褓，自然是我们的精神摇篮。
在《燕南园的星空——北大女诗人诗选》中，我惊喜地发现，女诗人们并不止步于现实与自然，而是凿开了与历史对话之窗，打通了去往异域之门，奔向了更为广阔的时空。回望唐朝，周瓒将张九龄视为知己，走他走过的路，看他看过的春兰秋桂，以诗歌为凭，穿越历史，共植千棵橘树（《感遇诗，致张九龄》）；梦回清朝，赵汗青与纳兰容若赌书泼茶，将少女情怀全部融入到纳兰的词句中（《遥寄纳兰容若》）；来到民国，又到了沈从文写情书的时候，康宇辰看他用热情点燃爱人，又用冷漠让鲜花枯萎，最美的一封情书终究还是“翠翠”（《沈从文写情书》）。她们从历史中采撷灵感，在古典意蕴中获得滋养。
在这本诗集里，诗人杨碧薇是一个特别的存在，她的诗大多与旅行有关。她写霍加木阿勒迪村的一把搪瓷壶。它被火焰、橙汁、无花果上色，历经多年来到了霍加木阿勒迪村的小饭馆中，成为诗人天山之旅的象征：“那初夏，我们驱车穿过天山下无数的村庄/途经的美与友谊/都定格在盛满热奶茶的搪瓷壶上”（《霍加木阿勒迪村的搪瓷壶》）。她写吉隆坡的匆匆夜色。身为漂泊的异乡人，她只能如一枚局外闲棋般游荡在天桥，唯有华文学校里的古诗诵读声勾起了些许童年印象：“白天经过那里，里面传出诵读声，/是我最初学到的唐诗。/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吉隆坡的夜色无上》）。她写湄公河的日落。在众多河流中，她一眼将湄公河认领，臣服于它所给予的天空的盛宴：“多滚烫啊，短暂的夕阳。/你在地球的银幕上播放壮丽的影像。/你带着被万物辜负的金箔隐入太平洋。（《湄公河的日落》）”这些充满异域风情的诗歌，大大拓展了女诗人的创作空间，她们不再仅仅局限于自身，而是走出家门，以更深厚的阅历不断丰富诗歌的来源。
今夜，我在北大女诗人的“房间”中被女性意识之灯照亮，被现实与自然的桌椅承托，被历史与异域之门窗引领。我从她们的诗歌中见到了万物众生，感受到了女性诗人的广阔未来，这里不再是一个封闭的、私人的诗歌空间，而是一片敞开了大门的广袤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