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旋律创作与主流市场的双向拓展

　　在近三十年的发展过程中，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旋律如何为大众接受、认同、共鸣共情，一直是影视创作探索的重大方向。无论是主旋律创作的大众化还是大众文化的主旋律化，影视创作都取得了令人关注的成就。从《我的1919》到《觉醒年代》，从《长征》到《大决战》，从《开国大典》到《建国大业》，从《焦裕禄》到《山海情》，从《横空出世》到《飞天》，从《周恩来》到《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重大革命历史事件、重大革命历史人物、新时期新时代的英雄模范人物、红色经典改编等题材，都出现了一些标志性的影视作品，构成了主旋律创作的经典画廊。但与此同时，也有不少主旋律题材的创作，在重视教育教化功能的同时，艺术品质平庸、大众观赏性不强，特别是在大众文化时代，更是难以把握主旋律与大众需求、时代需求之间的联系，导致一些作品虽有主旋律“引导”之用心，但没有真正达到“引导”的目的。部分主旋律作品的非大众化、非主流化成为影视管理机构、专业工作者和观众所关切和忧虑的现象。

　　与此同时，中国文化行业特别是影视行业，为了扩大文化生产力，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市场化、产业化的改革。中国迅速成为世界电影生产、消费和富于影响的大国，也成为世界第一电视剧产量和传播大国。改革，为中国影视的发展带来了坚实的市场基础、产业基础和经济基础，也推动了中国影视工业、技术、艺术的发展，培育了一代一代继往开来的影视工作者，让民族影视成为国民文化娱乐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形式。但部分影视作品也出现了庸俗、低俗、媚俗现象，影视作品的精神力量不足，建设性力量不足。

　　寻求主流价值与主流市场的统一

　　部分表达主流价值的创作缺乏主流市场，部分主流市场成功的作品缺乏主流价值，这种发展不平衡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影视的全面发展。而最近十多年来的“新主流”影视剧，正是影视行业在时代呼唤下，努力解决主旋律作品缺乏主流市场和主流观众、高票房高收视作品缺乏主流价值观引导所出现的结果。这些作品充分借助了产业化市场化改革带来的生产力基础和市场基础，也努力探索主旋律表达如何通过艺术创新和观念转化，产生更加有效的传播。经过多年探索， 2015年前后中国影视行业逐渐形成和完善了创作-生产-传播方法论，陆续推出了一系列既唱响了主旋律也获得了大众欢迎、既表达了主流价值也赢得了主流市场、既有自觉的文化引领和精神引领意识也唤起了观众的情感共鸣和精神共振的作品。电影从《智取威虎山》（2014）、《战狼2》（2017）、《红海行动》（2018）到《我和我的祖国》（2019）、《长津湖》（2021），电视剧从《鸡毛飞上天》（2017）、《大江大河》（2018）到《觉醒年代》《山海情》（2021）等，共同描画出了新主流影视剧的发展红线。

　　新主流影视剧从题材和类型上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配合年度中心工作和时间节点、正面表现时代主题的献礼片或者“主题性创作”。如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大江大河》，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的《我和我的祖国》及表现脱贫攻坚的《我和我的乡村》《山海情》，献礼建党百年的《觉醒年代》《我和我的父辈》，纪念抗美援朝的《跨国鸭绿江》《金刚川》等。第二类是与重大历史事件、重大现实事件有一定关联的爱国主义军事动作类型作品。《长津湖》《战狼2》位居中国电影票房的冠亚军。《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水门桥》等也都是相似类型的高票房电影，都体现了激烈战斗、奇观场景、紧张叙事、快速节奏、英雄群像、爱国主义精神。第三类是现实题材的灾难类型片。《中国机长》《中国医生》《紧急救援》《万里归途》等，包括以地球灾难为故事核心的科幻灾难片《流浪地球》，强化危机状态与拯救行为，弘扬英雄主义、爱国主义主流价值。此外还有《奇迹·笨小孩》这样表现追求中国梦的作品，《大江大河》《山海情》《幸福到万家》《大考》等都是在对现实中国故事的丰富叙述中，在对普通中国人命运的生动呈现中，完成了对改革开放新时期和民族复兴新时代的形象表述。

　　新主流影视的创作方法论

　　新主流影视剧之所以既有鲜明的主流价值观传达，又能获得观众认可喜爱，有的甚至成为舆论和市场中的“现象级”作品，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创作者和生产机构积极响应“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创作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标准，在创作观念和创作方法上取得了重要突破。

　　首先，人民、普通人成为影视剧的主角。这些作品，即便在宏大背景下，都聚焦于大历史、大时代的普通人，表现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和成长轨迹。在叙事方式上，往往低开高走，通过人物的成长、变化和选择，让普通人的挺身而出获得现实境遇的可信性和英雄动机的真实性。人物接地气、说人话，英雄性与日常性相结合，成就了一种平凡人的英雄主义表达。如同《我和我的祖国》“相遇”篇中表现的那样，张译饰演的无名英雄在那漫天胜利的红旗中悄然倒下，但是电影没有遗忘这些普通人对历史发展的贡献和牺牲。这种人民情怀，是新主流电影唤起观众认同的重要基础。其次，许多作品充分借鉴了大众影视创作特别是类型创作的经验，将主旋律题材进行了大众化叙述。无论电视剧所采用的家庭伦理剧、强情节剧、现实主义创作形态，还是电影采用的军事动作片、灾难片、科幻片形态，都努力将人物和事件放到尽可能生动、丰富、曲折、引人入胜的形式中进行传达，体现了中国影视创作产业化、市场化改革之后，对于观众、市场、大众文化规律的尊重和重视。第三，这些作品体现了中国影视剧最高的创作、制作水准和最强的工业化能力。集中行业最优质的资源，在投资、演职员配置、生产环节优化、技术条件运用、传播窗口选择等各个方面，进行全方位、最优化组合。许多作品虽然受到疫情等因素影响，甚至在极其超常规的短制作周期中完成，如大型战争片《金刚川》从策划到放映只用了几十天时间，但在这种生产方式的支撑下成就了世界电影制作史上的奇迹。一流的人才、制作、条件、环境，体现新主流影视剧的中国式创作生产方式的特殊优势。

　　新主流贵在新

　　部分影视剧创作过度依赖已经成功的经验，形成了一些惯性创作模式，比如人物故意“瑕疵化”、场面过度煽情、动作场面过度放大、角色和情节设置固定化、组合式影视剧生产和传播模式的套用等，观众渐渐有了“疲劳感”。主旋律和题材重大并不能决定作品的成功，创作观念、创作态度、思想水平、认识能力、艺术才华才最终决定着创作的高度、深度和厚度。追求历史深度、思想深度和艺术深度的统一，实际上体现的正是恩格斯所说的“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的统一。这种统一所形成的方法论，就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创作方向，追求“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如何让思想倾向更天衣无缝地从情节、场面和人物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如何塑造更有影视感、艺术感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如何避免类型化的假定性破坏历史本身的真实性，如何避免波澜壮阔的历史质感被奇观化，将是新主流创作未来需要探索的新课题。新主流之新，贵在创新。而创新来源于生活、来源于时代、来源于对艺术规律的尊重，更重要的来源是对人民之所感、所想、所愿的理解和传达，这样才能真正创造主流价值与主流受众最大程度的共识。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