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中，我们应当怎样走出一条把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与中国文艺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道路，创作出中国气派、中国风范的精品力作，是文艺界回答时代之问的核心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 ”如何才能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 ？习近平总书记从时代特征、人民导向、中国精神、党的领导四大方面提出了独到的观点和要求，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和新时代人民的根本精神需求出发提出了文艺创作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美学精神的路径和方法，指出“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 。这种路径和方法意味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美学精神将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自信底气和智慧源泉。
2016年11月、 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分别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一以贯之地强调文艺创作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的价值，并作了深入阐发，这是习近平总书记从文化自信的立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代价值的高度肯定。所以，在一个伟大的新时代，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美学精神，是启发和激励广大文艺工作者创作出无愧于民族、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的重要文化战略。
中华传统美学思想深植于中华文化的沃土，受惠于数千年中华文明历史的滋养，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特征和生生不息、与时俱进的创造精神并未因现代文化的崛起而褪色。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华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 ”创造性地阐明了中华文化历史与时代的统一、民族与世界的统一，强调“只有扎根脚下这块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文艺才能接住地气、增加底气、灌注生气，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再次强调：“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艺的根基，也是文艺创新的宝藏。中国文化历来推崇‘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 。要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把艺术创造力和中华文化价值融合起来，把中华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结合起来，激活中华文化生命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明了中华文化、中华文明对中华民族立于世界之林中独特精神标识的支撑价值，阐明了中华文化善于继承优秀传统、不断走向创新的一贯立场，明确赋予让文艺家从中华文化、中华传统美学精神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以艺术的方式激活中华文化生命力的时代担当。
中华传统文化的审美理想是中华民族长期坚守的“和”的精神。这种理想以不同的形式体现在以儒、道、释为代表的中华传统美学思想和数千年来中国文艺的创作和批评活动中。《尚书·舜典》早就论述过诗、歌、乐的“和”的精神：“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这是把人的教育和艺术结合起来对“和”的精神的探讨，一方面强调艺术对人“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和谐性格的培育价值，另一方面从艺术自身的趣味讨论“和”的精神特征，从而彰显让人借助艺术达到“和”的境界的理想。这种理想首先被儒家继承下来，深刻影响了孔子尽善尽美的文艺思想。孔子从《诗经》兴、观、群、怨的功能阐发了文艺作品应有的社会价值，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特征阐发了文艺应当追求的情感尺度，从“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角度阐发了人与文艺之间的关系，从“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角度阐发了文艺对于人的精神的培植意义。如果说孔子是从“仁”的角度追求“和”的理想的话，那么老子则从人与自然关系出发思考“和”的理想。老子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让人以“无为”的态度与万物和谐相处，用“致虚极，守静笃”使“万物并作，吾以观复”的体察方法，追求“天人合一”的“和”的理想。释家进入中国形成禅宗，主张“教外别传，直指人心，不立文字，顿悟见性” ，拨开蒙蔽人判断视线的层层迷障，从认识论的角度让人在瞬间与万物达到“和”的境界，让文艺创作充满机妙和灵性。“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艺术风格的形成，均受禅宗思想的深刻影响。儒家以仁求和、道家以自然尊和、释家以禅悟和，三大哲学思想殊途同归，均指向“和”的理想，深刻影响了中国传统文艺的创作和批评。
“和”的精神既是中华文化的最高理想，也是世界文化的最高理想。中华民族从古代迈入现代，从孔子的“大同社会” ，到孙中山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 ，再到当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的实现，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理想，都充分体现出“和”的精神的贯穿性、体现出民族性和世界性的高度统一。中华传统美学秉持“和”的理想，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优秀文艺。中华传统文艺经典作品，无不在处理个人内心冲突以及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家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时遵循尚和、守和的和合立场。在世界风云激荡、全球多极文化竞相争胜的时代，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的时代，当代中国文艺理应坚守“和”的理想、发扬“和”的精神，接住时代变化的地气、增加文化自信的底气、为新时代的文艺事业灌注生气。
如果说“和”是中华传统美学的最高理想，也是贯穿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的核心精神，体现出历史与时代的统一、民族与世界的统一的话，那么中国传统文艺在实现“和”的审美理想中所采取的一系列经典方法，也对当代中国文艺深有启发。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美学讲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讲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讲求形神兼备、意境深远，强调知、情、意、行相统一。 ”高度概括了中华美学精神的宝贵特质。“托物言志、寓理于情”是中国传统文艺创作的核心方法和独特智慧，“言简意赅、凝练节制”是中国传统文艺创作的表达品质，“形神兼备、意境深远”是中国传统文艺创作的基本风貌，“知、情、意、行相统一”是中国传统文艺创作的精神境界，这种境界与中华美学“和”的理想一脉相承，不仅体现在文艺作品当中，也借助文艺作品作用于人的精神世界，让人的生命充满生机。中国传统经典文艺作品之所以至今仍有强大的生命力，与其中所蕴含的这些宝贵特质有直接关系。当代中国所涌现的绝大多数精品佳作，也都同创作者善于从中华传统美学思想中汲取智慧密切相关。
对于“和”的审美理想的追求不仅体现在文艺创作活动中，也体现在文艺批评活动中。中国传统文艺批评知人论世的关联方法、日常体验的言说方法、以心感物的认知方法、感通万物的思维方法都是贯通古今的核心方法。清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中篇说：“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之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 ”知人论世的批评方法使作品与作者的阅历和情志密切关联，与中国文艺创作的“言志”传统紧密贴合，让作品不孤、让认识不迷、让批评不虚。中国自先秦诸子已养成的把对文艺作品的评价置于日常言谈中、让文艺渗透在人的日常生活体验当中的优秀传统，让人从对文艺作品的情感体验思考社会之理、自然之道、生命之境，与中国文艺创作“寓理于情”的传统相辉映，充分体现出中国古人高度的艺术自觉，值得当代人学习。 《礼记·乐记》曾云：“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 ”儒家倡导的“格物致知” 、道家倡导的“虚而待物” 、禅宗倡导的“顿悟” ，均是中国传统文化“以心感物”认识世界的经典方法，也是文艺批评的经典方法。心不炼则识不明、思无径则理难通。以心感物的认知方法对涵养当代文艺批评家心的能量、准确感受和深刻领悟文艺作品的精神特质依然具有启迪价值。 《周易·系辞》云：“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 ”通过事物的变化特征“观其会通” ，正是体悟万物会合变通的思维方法。刘勰《文心雕龙》有效承继了《周易·系辞》的思维方法，并将其运用到文艺批评活动当中。刘勰在“神思”篇中指出：“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 ”这种思维方法从时间上让“思”可“接千载” ，从空间上让“视”能“通万里” ，让文艺批评的思维有效突破时空限制，让批评家借助“神思”全方位辨清文艺作品的价值，体现出中国古代文艺批评方法的崇高智慧。
总之，中华文化“和”的精神，中华审美“和”的理想，以“和”为旨趣的中华传统文艺的创作方法和批评方法，均具备贯通古今的性格魅力和穿透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文艺的民族特性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辨识度。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同世界各国文学家、艺术家开展交流。要重视发展民族化的艺术内容和形式，继承发扬民族民间文学艺术传统，拓展风格流派、形式样式，在世界文学艺术领域鲜明确立中国气派、中国风范。 ”中华传统审美思想在漫长的中国文艺史上发挥了主导性作用，充分体现出中国文艺的民族特性，也体现出中华民族文化清晰的辨识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高举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旗帜，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大力弘扬中华传统审美思想、自觉传承和创造性运用中国传统文艺的创作方法和批评方法，对在世界文艺领域鲜明确立中国气派、中国风范均有极强的时代价值。
（作者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