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南充歌舞剧院演出的歌舞剧《陈寿著三国》，由一级编剧林解执笔，一级导演马东风执导，一级作曲杨晓忠作曲。主创团队多次赴三国遗址沿线实地考察、采风，组织三国文化专家学者座谈交流，深入探究三国文化等。经过三个多月创排修改，《陈寿著三国》这部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民族歌剧才得以完成升级。

　　歌舞剧《陈寿著三国》以三国时期的历史文化为源，以三国故事的创作演变为流，以歌剧的形式和现代化舞台设计为表现手段，以“人物”为切入点，讲述陈寿求真务实、坚忍不拔、苦其心志撰写历史巨著《三国志》的故事，展现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该剧突出了陈寿效法司马迁正视历史人物、尊重历史事实，不违心、不媚上，不违史、秉笔直面的著史精神，诠释了陈寿心怀理想、矢志不移、苦乐酸甜的史学家情怀。该剧分为“离乡”“忤情”“拒上”“苦著”“归心”五场，艺术地讲述了陈寿如何经受大波大澜、大磨大难、大情大爱等，在情里、命里、梦里、魂里，苦其终身去完成《三国志》的引人入胜、跌宕起伏的精彩故事，塑造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

　　该剧把作为历史人物的《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和三国文化进行了很好的结合，很大意义上对三国文化予以了新的诠释和分析。剧中通过对“陈寿”一角的塑造，很好地将世俗意义中的三国文化和陈寿所理解的三国文化进行分析。剧中塑造的陈寿角色坚持进行《三国志》的编撰，认为以往历史书籍中，如《魏书》《魏略》和《吴书》中记载的三国时期的历史文化，是一种冷峻的、不完整的三国文化。他所坚持要写出的三国文化是以传统儒家思想为其内核，以三国蜀汉为其主体，由三国时期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及其在存续流播的一千多年间衍生出来的若干文化现象所构成的文化集合体。如果说三国文化是后人们记录和描述的三国历史文化，那么该歌舞剧对陈寿编撰三国文化的记录过程，就是对三国文化源流的极大补充、丰富和创造。通过舞台剧对陈寿创作《三国志》的艺术再现过程，也是对三国历史文化研究实践的再创作过程。

　　“历者过也，史者事也”，剧中陈寿所著三国历史难在以往三国历史典籍要么以曹魏为主，要么以孙吴为主，没有也不可能全面和完整地记录和保存魏、蜀、吴三国的历史文化。而刘蜀方面则鲜有记载。不仅没有别的现成的蜀汉历史著述可兹参考，就连蜀汉朝廷的官方档案也是缺失不备的。所以，在蜀汉方面自然更谈不上有人撰著全面和完整地记录和保存魏、蜀、吴三国历史文化的史书了。在剧中，这段历史真实被舞台忠实地还原出来，陈寿彷徨、无助和绝望的情感被导演加以渲染，直接促使了陈寿后面在魂牵梦绕中对刘蜀历史的挖掘，其梦境中对三国战场的再现，在思绪中和蜀国众多人物的对话，穿越时空的喃喃自语，都深刻反映了他的孜孜以求与卓绝努力。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陈寿著三国》中，陈寿因为受到了巴蜀强烈的地域文化影响与熏陶，将三国历史从书转向了志的写法，更加注重以往历史书中所忽略的地域和人物双向研究范式，将他对巴蜀文化的咏唱、英雄人物的敬仰和风土人情的歌颂用志的方式著出来，形成了传承后世的绝响之作，开创了三国文化历史研究的丰碑。

　　陈寿由于是昔日蜀国子民，西晋初年，陈寿经司空张华的推荐，担任了朝廷的著作郎。这使得他有了可以接触大量宫中保存的资料、档案，甚至是一些罕为人知的材料的便利。于是，陈寿通过收集大量资料，经过长期的准备，又在自己撰写《蜀相集》的基础上，于47岁那年开始编撰《三国志》，怀着对故国的怀念和对昔日刘蜀政权的仰慕。《陈寿著三国》剧中陈寿具有很强烈的家国情怀和对英雄主义的向往，也导致了该剧中的陈寿未能超越当时的历史人物评价史观，将国家的成败归结于刘备、诸葛亮和蜀国五虎上将等个人英雄的才能和谋略上。该剧中，陈寿以咏叹调哀叹诸葛武侯之后再无能人，蜀国命运多舛，最后灭国，也正是顺应了这一思考和认识。剧中的陈寿作为正人君子，一身正气，因此将大义与品德作为考量三国英雄人物的成就，也就有了深刻的现实历史依据。剧中的陈寿屡屡为官场规则所掣肘，虽然坚持秉笔直书，但是对于封建社会黑暗的人事斗争和明争暗斗的腐朽制度并不同流合污，他在剧中一直坚持自己所认可的仁义政治、开明之君和忠诚子民，蜀国虽然不幸没落，但是蜀国拥有陈寿心中最完美的政权体制，蜀国全盛之时君臣的品行气度和旷世之才均成为陈寿心中无法逾越的道德标杆，正是这个原因，剧中的陈寿在完成三国志之时，老泪纵横，唱出了他心中的那个无限向往和追忆的蜀国民歌，寄托了他对蜀国的无限眷念之情。

　　《陈寿著三国》这部歌舞剧，也存在一点瑕疵，即国家的概念在陈寿的整个创作过程中是矛盾的，导演处理陈寿的认识也比较漂移。汉室正统还是地域疆界，抑或是政治割据，或者陈寿坚持认为“魏晋沿袭后汉旧习，亦称皇帝为国家”（《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剧中，陈寿在《三国志》的创作中并没有清晰的交代，也算是这部剧的一点小小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