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编客家山歌剧《白鹭村》剧照

　　新编现代戏曲近几十年来无疑涌现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作品，这不仅体现在出色的舞台表演上，更体现在原创剧本的精彩上，也就是剧本的文学性。但优秀作品不一定能成为经典，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的：在文艺创作方面，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这个现象也正体现在戏剧（包括戏曲）行业。国家和各地每年举办的各类戏剧评奖创作活动，评选出了一批佳作，但是评完奖后，有些戏剧（戏曲）作品还会继续上演得到公众和业界的认可，但也有一些作品似乎昙花一现，不再公开上演、不再得到公众的关注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经得起人民评价、专家评价、市场检验的作品”。而一部现代新编戏曲如果经不起人民评价、市场检验，这样的作品也就难以成为“高峰”了。

　　一部优秀的戏曲作品犹如一壶好酒，是由上好的酒料加精美的酒瓶加精湛的酿造工艺组成的；较好的剧本就是上好的酒料，精美的舞台美术就是精美的酒瓶，出色的舞台表演就是精湛的酿造工艺。而形成较好的剧本，不仅需要选择上好的主题故事，更需要打磨剧本的文学性，使剧本在表现主题的深刻性和出彩的人物塑造方面能够脱颖而出，再经出色的舞台演出，才能使观众留下深刻印象，才能打动观众的心灵。也就是说，剧本的文学性是摆在第一位的，文学性强的剧本就为舞美设计和舞台表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不好的剧本，舞美再好也掩饰不了剧本的缺陷，不好的剧本更会限制好的演员发挥演技。

　　近年来，有些戏曲创作似乎更倾向于制作精美的舞台（比如跟风运用大型斜坡转台）和注重出色的舞台表演。对于注重“四功五法”的传统戏曲来说，出色的舞台表演本是好事，但并不应该过度注重舞台包装和表演层面，而忽视了戏曲剧本的文学性。试想，王实甫的《西厢记》、汤显祖的《牡丹亭》、孔尚任的《桃花扇》和洪昇的《长生殿》如果文学性不足的话，还会成为传唱至今的戏曲经典吗？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尚长荣曾说过：“人靠营养液是活不长的，戏靠外包装是保不住的。哪怕你有上千万元投资的包装，还是得以戏为核心。一部好戏，最重要的还是要有动人的情节、优秀的演员、动听的唱段和精彩的舞台”。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尚老也是认为构成一部好戏的要素中，摆在最前面的是动人的情节，也就是剧本的文学性。

　　以曾经获得“广东省第十四届艺术节”综合奖大奖、优秀编剧奖的新编现代粤剧《红头巾》为例，这组作品无疑是近年来众多新编现代戏曲中的佳作，这源于其题材好，其描述的是20世纪30年代初，众多三水籍女人结伴去南洋当“红头巾”谋生养家的苦难往事，展现了“红头巾”这一独特的中国劳动女性群体的诸多优良品质。但《红头巾》这部戏虽然题材好，舞台表演独具特色，但正如傅谨先生所言“它的短板也是显而易见的，这部表现近代广东著名的‘三水婆’的剧目，它太缺少故事，更缺少细节。”因为这么好的题材，既表现近代华人远赴南洋务工的奋斗史，又表现中国底层妇女抗争命运的血泪史，本来剧本可以写得更有文学性，舞台表现可以更有丰富性和深刻性。

　　作为表现中国底层妇女抗争命运的戏剧，应揭示中国底层妇女悲剧性的根源在哪里。本剧在诉说个人身世坎坷的苦难的同时，对人物面对苦难命运的抗争意识揭示稍显不足。《红头巾》运用集体歌舞的形式表达戏剧意蕴及剧情发展，是本剧舞台表演的亮点，但也造成了该剧戏剧性情节的表现不足，致使人性塑造缺乏个性，表达情感过于大众化。《红头巾》虽然有其题材、故事编排的优势和舞台表演的亮点，但其剧本的文学性不足，限制了其舞台表现的深刻性和丰富性，也是令人遗憾的地方。

　　剧本的文学水准体现在是否具有鲜明深刻的主题思想、是否塑造出闪光的人物角色、是否构造出动人的戏剧情节。以此衡量新编现代戏曲，就发现近年来众多戏曲作品，有一个通病即是剧本的文学性不高，体现在塑造的人物角色过于“高大全”，情节塑造刻意安排而缺乏真实性，使全剧缺乏深挖人性、反映现实的深度。

　　笔者还观看过新编客家山歌剧《白鹭村》，该剧作为以乡村建设为时代背景的扶贫题材现代戏，其剧本的文学性较突出。《白鹭村》讲述的是青春年少的王小米带着对白鹭村的一身怨气愤而离乡，二十年后，正当姐姐王小麦率领乡亲建设新农村的时候，王小米怀着复杂的心情回到村里，面对姐妹心结的纠葛、乡邻恩怨的碰撞等等，而上演的一出山村悲喜故事。该剧入选参加全国脱贫攻坚题材舞台艺术优秀剧目展演，得到业界专家的好评。该剧剧本的文学性体现在对于山村人物特有性格及情感色彩的挖掘、展示。该剧塑造的人物角色是真实的，因为恰好表现了贫困山村的人民因为贫困，在面对金钱与人格尊严时具有的复杂情感，而王小麦与王小米两姐妹一个选择留在山村奉献青春，一个选择出走到城里打拼，都具有社会现实环境的合理性。多年后她们重聚时面对有痛苦瓜葛的旧日熟人，表现出的感情冲突也具有戏剧的张力，而她们由于对山村建设及脱贫同样的热情以及深埋于心里的亲情也使她们的和解具有顺理成章的合理性。如此，该剧塑造的人物角色、表现的人性与感情都具有植根历史与现实的合理性。该剧因为舞台表达不足（如舞台和道具使用的缺陷），影响了该剧演出的观感，但因为剧本的文学性较高，就使该剧如果进行进一步打磨，有望跻身优秀行列。

　　因此，在新编现代戏曲要“讲好中国故事”，不仅需要选择较好的适宜的题材故事，更需要打磨剧本的文学性，构造动人的戏剧情节，提升剧本在挖掘人性、反映历史与现实的深刻关联方面的文学水准，在此基础上，精心打造舞美设计和舞台表演，这样才能形成打动观众的优秀的戏曲作品！也只有这样，才可能形成流传后代的戏曲经典，塑造一座座文艺高峰！

　　（作者系肇庆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