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4日，由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国视协、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广西壮族自治区文联主办的电视剧《大山的女儿》研讨会在京举行。
本次研讨会以“青年楷模形象的新时代表达”为主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主任徐粤春，中国视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范宗钗，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广西广播电视台党委书记满昌学，广西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严霜，以及电视剧主创代表严从华、雷献禾、杨蓉，文艺评论家李准、仲呈祥、王一川、李京盛、康伟、肖向荣、丁亚平、高小立、赵彤等与会研讨。
电视剧《大山的女儿》研讨会现场
一、艺术这件事，不吃别人嚼过的馍
2019年6月17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委宣传部副科长、派驻乐业县新化镇百坭村第一书记黄文秀从百色返回乐业途中遭遇山洪因公殉职，年仅30岁。2019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对黄文秀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批示。黄文秀被追授“时代楷模”“最美奋斗者”“全国脱贫攻坚楷模”等荣誉，并被授予“七一勋章”。报告文学《秀儿——“时代楷模”黄文秀》《新时代的青春之歌——黄文秀》、电影《秀美人生》、民族歌剧《扶贫路上》、壮剧《黄文秀》、电视节目《故事里的中国》等作品相继聚焦黄文秀的故事，努力用崭新的形式和视角表现英模人物。今年6月是黄文秀牺牲3周年，电视剧《大山的女儿》登陆央视，收获了更多观众的关注。这个“黄文秀”的独到之处在哪？7月14日，在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国视协、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广西壮族自治区文联主办的电视剧《大山的女儿》研讨会上，该剧主创代表和文艺评论家提供了鲜明的观点。
《大山的女儿》总制片人严从华说，之所以接下这个任务，一是因为电视剧的受众群体更大，二是因为整个脱贫攻坚的历程是千千万万的扶贫干部干出来的，所以希望以黄文秀为其中一个代表，用电视剧群像式地表述先后践行脱贫攻坚、不同年龄段的庞大群体。对于黄文秀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毅然回到家乡的选择，严从华自忖，“我做不到”。正是黄文秀与许多人相比不同的选择，成为了制作这部剧的核心原动力。
黄文秀的事迹已经世人皆知，关于她的多种艺术门类和体裁创作都取得了成绩。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教授王一川认为，如何重新叙述才能让电视观众愿意看，是摆在重大题材创作者面前一次不小的美学挑战。王一川分析道，《大山的女儿》展示了黄文秀功德兼备型的青年创业领袖形象，围绕这一艺术目标，全剧在叙事艺术上实施了一系列创新性的举措，如力争再现百坭村独特的地缘景观，如精心设置了一系列戏剧化的事件、场景、细节，渲染和烘托黄文秀的形象，如直面并逐一展示当前乡村建设中的一系列突出的矛盾和困难，如通过与乡村各色人等的交往，揭示她的人格构型。“以她的前男友韦明杰为反面镜子，通过她父亲的为人和教导揭示她的性格的来由，以农战山的敷衍、配合和敬佩展示她的工作成效，以蒙昌龙一再明里暗里地反对而添加她的工作难度，让钱经理从反面衬托她的公正无私，还透过镇长于芒果等上一代基层领导的传帮带，从另一个侧面展示黄文秀人格力量的来由。整部戏透露了女性角色在社会地位中的增强和作用的增长。”王一川说道。
该剧导演雷献禾说，艺术这件事，不吃别人嚼过的馍。电视剧不是只把故事拉长、换个演员演，不找出一条新路很难征服观众。关于这一题材，不少创作者已经下了很大功夫，经过了大量对黄文秀事迹的琢磨和想象。他看了很多遍别人拍的戏，研究怎么能够站在别人的肩膀上拍出不一样的戏。雷献禾说，这部剧采用一个比较独特的拍摄方法，就是让演员能尽量扎扎实实地在当地生活，学习当地的语言，忠于生活、深入生活，走进人物的精神世界。
中国视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范宗钗表示，原生态是这部剧带给人的一大感受，无论是黄文秀、村支书农战山还是百坭村的村民，剧中人物穿着朴素，操着一口广西普通话，有时还夹杂着地道的广西方言。崎岖的山路、破旧的木屋，真实再现了当地贫穷落后的面貌，也让人真切感受到脱贫攻坚战背后的艰辛与不易，风景秀丽的大山、独具韵味的民歌，让人领略了独有的壮乡风情和绿水青山的可贵。正是在人物塑造、细节刻画上的接地气，才使这部剧在原生态的质朴中流露出真实感，以一种真诚温暖的现实主义风格让人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
黄文秀与当地群众间的情感联系非同一般，给表演者带来感悟和震撼。拍摄期间，当地村民有人开车几个小时来到拍摄地，就是为了看一眼文秀的扮演者像不像。拍摄最后一场庆功酒戏的时候，请的群众演员都是当地的村民，副导演对村民说，这场戏是庆祝全村脱贫，此时文秀已经牺牲了，他话没有说完，很多村民已经开始落泪，有人甚至还大哭了起来，导演赶紧喊“开机”。黄文秀的扮演者杨蓉在监视器后面看着这一幕，也不禁落泪。
“在情绪表达的处理上，我一直跟自己讲，千万不要陷入一种对奉献的自我感动中。其实，我们整部剧没有去故意煽情，我觉得编剧在剧情节奏的铺排上，故意制造了一些间离感，让观众更客观地来看故事。但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这个故事是真实的，也知道故事的结局，所以情绪上越是克制，反而越让人感动。”杨蓉说道。黄文秀形象是最现实的、又是少数民族的，并且时间上离观众很近，其塑造难度很大，但创作却很成功。拍摄前，杨蓉过语言关、模仿黄文秀仪态，而后学习过养猪、养鸭、养蜂，学习过种枇杷、种砂糖橘、种烟，学修椅子、修路、刨地。杨蓉相信，黄文秀的事迹是真实的，不需要虚构表演，她把自己当作介质，需要做的就是想她所想，行她所为。最大程度地理解她，感受她，在感受的同时，把她说过的话、做过的事自然地呈现在观众面前，观众一定就会共情。
谈到该剧的表演，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教授肖向荣认为，剧中所表现的乡村在新时代当中产生的种种剧烈变化，都是从黄文秀这一根“针”里穿过去，这根“针”，穿得非常有血有肉。“我们怎么去评价一个人物是否传达得成功，托尔斯泰说，艺术的核心就是感情的感染力和价值，感染力的程度有多大，在于它的独特性，杨蓉的整个表演非常具备内敛和爆发之间的独特性；还在于感情的传达是否清晰，剧里所有的喜怒哀乐传达是非常清晰的；还在于艺术家有多真诚，整部剧里传达的是真诚，主演、主创，甚至是群演，在那块土地上演他们自己的故事，所达到的程度是很多农村剧所不及的。”肖向荣近期在贵州进行电影下乡支教活动时，给当地的孩子们放了几集《大山的女儿》，他们看后非常感动。肖向荣认为，主创的影像思考生发出了新的一种讲故事的范式，尤其是全剧开场的节奏抓住了“悬念的一分钟”，影像的语汇、讲故事的节奏感富于青春的状态，很像奈飞剧等世界主流叙事手段的节奏，环环相扣、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
电视剧《大山的女儿》海报
二、用红军的方法，身体力行使改变发生
筹备期间，雷献禾和编剧郭中束等主创多次前往广西当地体验生活，并且听取了李准、仲呈祥、李京盛等专家的意见后，他们下决心“找人物”。黄文秀放在百坭村案头的两本书，一本是《红星照耀中国》，一本是《贫穷的本质》，给主创很大启发。“读《红星照耀中国》是她的精神所在，她用红军的方法和农民相处，帮农民扫地、烧水，花自己的钱帮农民买东西，学习农民的语言，让农民转变思想，愿意跟着她走上脱贫之路。《贫穷的本质》是她的眼界，她想从根本上找到让农村永远摆脱贫困的方法。”雷献禾说道。
“这部剧落实在黄文秀的创变型作为上，她不仅有高远的变革理想，而且善于让它们落地生根，从小事做起，直到创业成功。这部剧令人印象深刻地表现黄文秀对村民的仁德型的抚慰方式、现代君子式的处事方式，在基层社会产生身体力行的构型作用，在村民中产生微妙的变化，一个又一个的变化就来了。”王一川谈道。
《贫穷的本质》两位作者于2019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书中指出，多年来的扶贫政策大都以失败而告终，原因就在于人们对于贫穷的理解不够深刻。作者用大量实例提出了一些实用性较强的建议，寻找那些经得起检验的扶贫方案。《中国艺术报》总编辑康伟认为，剧中黄文秀在选择脱贫攻坚的路径上讲究科学精神，这是新时代第一书记的鲜明特色。比如她考量、了解、最终放弃开发度假村的计划，她请专家科学种植处理砂糖橘、最终丰产，建立公司+集体+农户的合作社实现相关产业的发展等方面，她既有思想，又有能力。又比如在其他脱贫攻坚题材电视剧里都没有谈到的，黄文秀有一种立足长远的政绩观，她动议并和当地所有的第一书记一起提出了《乐业建议》，从长远机制上系统思考脱贫攻坚之路，体现了新时代青年的理论修养和现实担当。
《文艺报》艺术部主任高小立比较了同类题材的影视剧创作，她认为，假如主创建构的剧情违背了现实中的经验法则，就会带来戏剧的疏离感和观众的违和感。《大山的女儿》最可贵的是它表现的脱贫真正做到了精准扶贫，这是来自真实的力量。观众从剧中黄文秀担任第一书记的百坭村见证了最真实的脱贫攻坚，切实可行、因地制宜的乡村振兴。剧中把真正的脱贫攻坚的难处、细微之处呈现了出来，而且是通过人物塑造、群像塑造的艺术呈现来完成。该剧从始至终看不到黄文秀干出多么轰轰烈烈的大事，反而是我们时常忽略的一桩桩、一件件小事，但恰恰是黄文秀将这一件件不起眼的琐碎的小事放在心上，耐心细致地做工作，最终收获了百坭村村民的人心，最终这一件件小事汇聚成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沉甸甸的果实。高小立还指出，现在讨伐原生家庭成了影视创作的一窝蜂，成为了一个倾向式的创作，在《大山的女儿》里，我们恰恰看到了一个有爱的家庭、有爱的父亲对一个女儿成长起到的关键作用。“我们能不能更多去开掘一些这样的家庭，在鸡零狗碎家庭里成长的孩子，性格都是扭曲的，怎么能成功呢？这部剧其实就是一个反衬。”
剧中黄文秀等第一书记对村民有同情的理解，他们关注的不只是脱贫，而是如何保证没有人返贫，村民物质生活提高了、精神生活能不能有变化，如何把村民心里的那份自尊、善良激发出来、发扬光大等问题。中国高校影视学会会长、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丁亚平认为，创作者想理解并表现一群大山里的人，站在他们的立场，置身于他们的环境，体验他们特殊的心境，从而有效地进行了个体的叙事，写出了新意。“像黄文秀这样高学历的毕业生走向社会，和一般人留在城市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像百坭村的村民对黄文秀的到来，为什么有质疑、有矛盾？我想，是因为包括黄文秀、包括剧中的人物，有他们的‘前理解’，就是大山深处的人家，由于历史、现实、自然的原因，实在是太质朴、太贫穷，也太想脱贫了。创作者是深入他们生存生活的底部，完全客观性地对他们进行描述。”
三、结合个人追求愿景与社会进步愿景的艺术形象
《共产党宣言》中有一句话，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与会专家都认为，剧中着重表现黄文秀是一个懂得感恩的、有前瞻性、有新时代躁动感的知识型人才。著名文艺评论家、中国评协第一届名誉主席李准谈道，人们讨论到底什么是自由的时候，一种说法是只有个人自由地发展，整个社会才能自由地发展。另一种说法是，只有在整个社会的自由发展中，个人才能自由发展。李准说，“《大山的女儿》中用艺术的形象把这两方面结合得很好。根据就是黄文秀是大山的女儿，是壮族的女儿，她始终没有忘记她的出生地，始终没有忘记她的乡亲，始终没有忘记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有些人发达、出国后，瞧不起自己的老乡，说他们没有文化，而不是去帮助他们。欧洲有个哲学家有很有名的一句话，从生理上说，人不能重新回到子宫里再出生一遍，再体会母亲的艰辛，从精神上，每一个不忘恩的人、有出息的人都应该想回去从娘肚里再生一遍，看看自己是怎么来的，应该怎么对待自己的父母，对待自己走出来的地方。”李准说道。
《大山的女儿》中黄文秀的一些场景、台词给李准很深的印象。对黄文秀带领北师大学生实践团观看百色起义展览的剧情，李准说：“黄文秀想的是邓小平25岁时在做什么。邓小平25岁时就是到救国救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发挥自己的青春才能，做成一番别人做不成的事情。最优秀的人就不能从政吗？当干部、当党员就不自由吗？黄文秀说，不是，那是一种更高形态的自由，趁着年轻做自己喜欢的事、不负青春。她觉得我就得当国家公务员，不留在国家电网，回百色市委宣传部。她觉得有能量还没完全释放出来，过了一年多，她又到了百坭村驻村。”李准认为，黄文秀个人的自由追求、自由愿景，就是要通过从政来实现为国为民，这正是共产党人的初心。还有一句台词，黄文秀调查枇杷销售人员中间盘剥的问题，领导问她，如果真查出上面的干部有盘剥怎么办？她轻轻一笑，“那就干掉他！”李准说，这句话是全剧最有性格的一句台词，基于她的信仰的一种高度自信。
康伟认为，这部剧将精神的高度与形象的具体化有机结合，从而使得黄文秀这个人物既可敬又可亲、既可爱又可信，既有时代性，又有个性。尤其是剧中表现黄文秀说为什么来当第一书记，实事求是地完成了同类题材里没有过的表达。黄文秀认为，从政治上讲当选调生是前途可期。但讲到自己为什么要当官的时候，她说：“人穷，就渴望公平，从初中开始我就想当官，如果有一天当官了，给我一个乡，就要把这个乡变成乐园，如果给我一个县，就要把这个县变成乐园。 ”黄文秀最主要的目的是能不能把一个乡变成幼有所教、少有所学、壮有所为、老有所养的乐园。这也是符合人物的选择、具有代入感的一种表达。
著名文艺评论家、中国评协第一届主席仲呈祥认为，当前我们处在物质建设和精神建设两手都要硬的进程当中，出现了一些忽视精神建设的现象，一些青年人的精神建设、精神导向出了问题。要看到新的一代生机勃勃，但也要看到我们党的优秀传统能不能继承发扬。在这个意义上，《大山的女儿》做了很好的铺垫，是一首新时代的青春之歌。黄文秀这个人物给观众最鲜明突出的一个特征是，她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养的新典型，这个形象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大山的女儿》从艺术创作角度践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同中国具体实际、精准扶贫的实际相结合，要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思想。在创作思维上摒弃了过去长期制约我们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高大全的创作思路，在众多英模题材或者新农村建设题材当中凸显独特性，故而受到观众欢迎。
四、搭建艺术之梯，为观众还原英模人物
英模人物的宣传，近些年来已经成为中国文艺创作的一个热门主题性创作、主旋律创作，既是重大宣传时期配合宣传任务的常规性任务，也成为一种类型化题材。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主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徐粤春认为，英模题材的艺术创作规律正如同搭建一架艺术之梯。《大山的女儿》首先通过生活化拉近英模人物和人民大众日常工作生活的心理距离，使得这把梯子的搭建有了坚实的地基，使主题性的艺术鉴赏有了一个开放又平缓的入口，这是成功的第一步。通过典型化提升人物思想高度和精神境界，自然、精彩地呈现出英雄时刻，有力地提升英模人物的精神力量，这是爬梯到顶的时刻。通过大众化激发向英模学习的精神向度，也就是下梯子，这也是英模题材的最终目的。
《大山的女儿》第一集，出身贫困家庭的黄文秀走出大山、走向大城市，从最高学府研究生毕业，并被国家电网录取，她从很低的人生起点完成了辉煌的人生目标，她的男朋友也很高兴。但当广西选调生宣讲团找到了她，她却返回了位于人生起点的地方。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副会长李京盛谈道，作为一个英模人物，他们的成长经历是一点一滴、一步一步，经过实践磨炼，经过党的教导，经过自身的努力。文艺作品、新闻报道、报告文学、英模团讲述，也都是一步一步地进行升华讲述。而《大山的女儿》把从英模人物身上提炼、升华出来的崇高、伟大、非凡，还原成了平凡、普通和寻常，观众看到黄文秀和我们一样，她甚至比我们更平凡、比我们更艰难、比我们的起点更低，这些东西是最让观众感动的，这部作品抓到了这一点。
李京盛说：“宣讲团找到她的时候，她有不得已的情感。她的选择是艰难的，她要放弃韦明杰的追求，要放弃工作录取名额，意味着失去以前的努力所获得的，虽然只有淡淡的几笔，但她的不得已是真实而动人的，但是她还一定要回去，这种选择是煎熬的。回到广西做了公务员以后， 29岁没有成家，不富裕的家里还有生病的父母，没有资源、没有关系，她的条件是不适合下去扶贫的。当时，砂糖橘丰收了，村民开起庆功会，面对乡亲们真诚的、有点灌酒闹酒的意思，不能喝她也要喝，她觉得不喝酒就拂了这么多好心人的真诚意愿。那晚她喝多了，村民说，‘你是我们的家长’，一提到‘家长’的时候，黄文秀的眼睛和表情就变了，她说我不是家长，你们的家长才是家长。然后她说，我也有家长，我家长今天很高兴。说到这一下子她就垮了，蹲在地上痛哭不止，想到她爹得了肝癌在做手术，生死未卜，她实在是绷不住情感的压力、内心的焦灼。这一笔我觉得最真实有力地把一个崇高、伟大、非凡的人物的坚强，还原为软弱、负疚，把她对普通乡亲的全部深情与对父亲的亲情和愧疚纠缠在一起。还原朴素、还原善良、还原真诚、还原克己、还原感恩，她就是靠这些去承担这份艰巨的任务的。”
丁亚平注意到，创作者基本将叙事集中在百坭村进行，着重在这样一个特定时空环境中去体现、描绘角色的心理，去更深刻、更加无可回避地嵌入到历史、时代、人的艺术结构中。这是一种想聚焦表现作为大山的女儿的黄文秀不仅承受自己的生命之重，也背负着许多人的重托、期许。而她所代表的不仅是她自己，更是无数个和平年代的平民英雄和时代楷模。丁亚平谈道：“黄文秀说让扶过贫的人要像战场上打过仗的人那样自豪，这部剧同样也是让工作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一线的几十万甚至是几百万的人们能够获得像战争年代的英雄一样的尊敬、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