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20世纪40年代在抗日战争环境中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里程碑。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是21世纪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继承毛泽东文艺思想基础上，与时俱进地把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又一个里程碑。毛泽东同志与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两次重要讲话，跨越历史时空，一脉相承，既有继承和弘扬，亦有发展和创新，主要体现在对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经济、文艺与人民和文艺与生活等关系的辩证认识和处理上。本文先就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谈点学习浅见。
胡乔木同志晚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曾深情回忆道：“《讲话》正式发表后不久，毛主席说：郭沫若和茅盾发表意见了，郭说‘凡事有经有权’。毛主席很欣赏这个说法，认为是得到了一个知音。‘有经有权’ ，即有经常的道理和权宜之计。”毛泽东同志“确实认为他的讲话有些是经常的道理，普遍的规律，有些则是适应一定环境和条件的权宜之计。”我理解，“有经”，就是如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精辟阐述的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生活的关系这些颠扑不破的共时性的永恒真理。而“有权”，就是如毛泽东同志结合中国抗日战争实际和革命文艺实践深刻阐明的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是适应当时抗日战争严峻情势所必须的提出的合理的历时性的真理。
毛泽东同志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文艺是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的一条重要战线，鉴于抗日民族战争的需要，文艺应当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为此，他提出了“文艺服从于政治”的要求。应当说，这在当时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也是战争环境的需要。这一重要口号，之后成为我国文艺界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它指引了我国半个多世纪的文艺创作与发展。跨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深刻指出：“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根本保证。”无论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还是在和平稳定时期，文艺工作者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正确处理好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从而推动文学艺术的不断繁荣发展。
马克思主义认为，伴随着文明的发展，人类产生了经济的、政治的、历史的、哲学的、宗教的、艺术的把握世界的方式。这诸种方式之间，相互联系，但并无从属关系。文学艺术属于上层建筑，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也必然带有政治倾向性。任何历史时期的文艺工作，对于意识形态性和政治倾向性都是无法回避的。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深入分析了文学艺术与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指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毛泽东同志还强调：“我们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引下，革命的、进步的文艺工作者创作出民族歌剧《白毛女》《小二黑结婚》《洪湖赤卫队》《江姐》、京剧《逼上梁山》、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青春之歌》《创业史》《红岩》等一大批优秀文艺作品，为民族革命战争和建设新中国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动力和精神能量。
历史进入新时期，有鉴于在和平建设环境下出现了把文艺简单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当前的政治的错误倾向，尤其是有鉴于“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把文艺从属于篡党夺权的阴谋政治的惨痛教训，邓小平同志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石破天惊地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接着，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作《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指出：“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在他的观点中，四个现代化建设就是最大的政治，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就要为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到江泽民同志任总书记时，围绕着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他着重强调了与之有着紧密内在联系的“主旋律与多样化”的关系问题，指出必须坚持“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所谓“主旋律”，不只指题材，而且指作家艺术家秉持的一种对历史、对时代、对人民极端负责任的渗透于创作全过程的思想和精神。他具体而深刻地用“四个一切”来表述这种“思想和精神”，“一切有利于发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一切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精神；一切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一切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作家艺术家在创作中具有了这种主旋律的思想和精神，政治站位就高，审美化处理各类题材，都能努力做到“选材严，开掘深”；作家艺术家在创作中缺失了这种主旋律的思想和精神，即便是重大的革命和历史题材，也会糟踏掉，沦为公式化、概念化或商业化。这实际上是深入文艺创作过程阐述认识和处理文艺与政治的辩证关系。再到胡锦涛同志任总书记时，也是紧扣着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文艺与政治的辩证关系问题，他反复援引邓小平同志的“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这一重要命题。作家艺术家必须在人民创造历史的伟业中为人民创造艺术丰碑。这从历史唯物主义高度，为作家艺术家正确认识和处理好自身与人民、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提供了准绳。
历史迈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与时俱进地深刻阐述了在新形势下正确认识和处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关键在于必须以坚持党的领导作为根本保证。“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文艺的根本宗旨也是为人民创作。把握了这个立足点，党和文艺的关系就能得到正确处理，就能准确把握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政治立场和创作自由的关系。”面临新时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外来文化的渗透、中西思想的碰撞，文艺工作者更应该站稳自己的政治立场，保持党性第一的原则，为人民创作，为国家书写，为时代画像、立传、明德。习近平总书记旗帜鲜明地批驳了那种远离政治、脱离人民、表现自我的“为艺术而艺术”创作倾向的回潮，指出被鲁迅痛斥过的“只写一己悲欢”，醉心于描写“杯水风波”是没有出息的；批驳了那种止于追求视听生理快感、哗众取宠、败坏大众审美情趣的娱乐至上的创作思潮；批驳了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鼓吹票房至上、收视率至上、点击率至上等唯经济效益地把文艺简单从属于经济的错误思潮，明确指出“当两个效益、两种价值发生矛盾时，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市场价值要服从社会价值。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洞察秋毫、鞭辟入里、全面辩证地拨正了新时代认识和处理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航向。
毛泽东同志还进一步要求作品应做到“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他认为“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加以继承和阐发。他强调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要把握住两条：一是要紧紧依靠广大文艺工作者，二是要尊重和遵循文艺规律。他《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把提高质量作为文艺创作的生命线。他要求不断提升作品的精神能量、文化内涵、艺术价值，努力做到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作品《跨过鸭绿江》，正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论述结出的硕果。该影视作品定旨为“全景式、史诗性”题材作品，对题材资源的开掘与配置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为了深入开掘抗美援朝题材的深度和广度，发现其蕴含的精神价值和文化意蕴，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深刻揭示出它在当时世界总体格局和新中国的立国之战中的重要地位和历史意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政治站位高，调集了党史、军史、国史专家和一流的影视艺术家，强强联合，群策群力，史中觅诗，追求审美化、艺术化呈现，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组织优势、理论优势、文化优势和艺术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办急事，终于高质量地为人民奉献了为伟大的抗美援朝画像、立传、明德的有思想深度、历史厚度、人文温度的精品力作。还有如《守岛人》《觉醒年代》《山海情》《人世间》等赢得广大观众好评、引起人民审美共情的优秀作品，成功秘诀之一，均是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和艺术才华正确地认识和处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可以说，这都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重要指示结出的丰硕成果。
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确是一个重要课题。对于文艺工作者，关键在于要自觉始终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武装头脑。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艺家应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继承创新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优秀遗产，批判借鉴现代西方文艺理论” 。他要求文艺工作者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是一个国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如果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会魂无定所、行无依归”。他指出，中华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这是中华民族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顽强发展的重要原因。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应该讲政治，懂艺术，坚守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潜移默化地融入文艺创作中，塑造出更多经典流传的艺术形象，创作出更多影响深远的艺术作品，真正做到“以文化人，以艺养心，以美塑像，重在引领，贵在自觉，胜在自信”。
（作者系著名文艺评论家、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