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是个性的、多元的、丰富的。可以炫彩生命，可以慰藉心灵，可以横眉冷对，可以心游万仞超越凡尘……在无数的向度上表现着人的精神世界，表达自然的美妙，生命的多彩和智慧的深邃。但还应该看到，文艺还必须是社会的、现实的、深刻的，是入世入时的。文艺并不是与现实保持距离的阳春白雪，其真正的根在具体现实的社会生活，这是文艺担当“生民之命”的原因，同时也是文艺对现实社会的价值所在。
◎如果我们把文艺看作一棵大树，那么它的根必须扎在现实的土地上，才能成为属于这片土地的一棵，开出属于这片土地的花朵。一方面它抓紧脚下的土地，荫泽一方，另一方面，它也从这片土地上获得深厚的滋养。文艺的多元，是以现实为基础的多元，它在根本上必须属于自己脚下的土地，才可能精彩且常青。这里的现实，是时代，是自然，是民情，是演进中的传统。
北宋大儒张载，名字并不为多数国人熟知，但是他有两段文字现在却被人广为传颂。其一是被概括为“民胞物与”这一哲学命题的《西铭》；其二是现在往往被称为“横渠四句”（张载因为居住在横渠，被称为横渠先生）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多数国人应该算是耳熟能详了。
“横渠四句”为什么在今天还被如此传颂，成为知识分子精神追求的一根标杆，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有志之士呢？
当代著名哲学家冯友兰曾经提出人生四境界的说法，他认为，根据人觉解的程度，大致可以把人生的境界分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所谓自然境界，就是被动物的本能和习俗所驱动；功利境界，意识到自己这个人，被眼前的功利所驱使；道德境界，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社会人，在义利之间被“义”驱动；天地境界，是能从宇宙和自然的角度上看自己，依循“天道”而行事，这样的人也被他称为“天民”，冯先生也称“天地境界”为“哲学境界”。如果从这四重境界来看，“横渠四句”显然是达到了天地境界，相对来说，儒家传统的“格致诚正，修齐治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说则更多偏重于道德境界，这也是当前为什么广为传颂的根本原因。
在“横渠四句”之中，最打动人心的应该是“为生民立命”，因为它关系到人的日常行动，是儒者现实的人生目标，也是这四句话的关键。如果没有“为生民立命”，那么“为天地立心”就会成为抽象的摆设，“为往圣继绝学”就容易成为简单的理论传抄，而“为万世开太平”就只能是空洞的理想。
那么，何谓“生民之命”？“命”在儒家思想里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虽然也包含着今天所说的“生命”的意思，但不止于此。孔子在《论语》中有时候用“天”，有时候用“命”，有时候合用为“天命”来表达同类观念。当然，“天命”能更完整地表达这个概念，如“五十而知天命”，“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从根本上来说，所谓“天命”就是自然赋予一个生命的“可能”，是“天道”这一自然规则在每个个体生命中的“表达”，所谓知天命，就是明了自然对自己的安排，顺势而动。所以，孔子所谓的知天命之年，也就是能够体认到自己生命中的“可能”和背后的必然。
“立命”这个说法，孟子更早使用，孟子所言“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对这一意思的体现更加直接。人尽自己的本心，就能理解本性，如同“水落石出”。而理解了本性，其背后的“天”命也就能呈现出来，个人努力修身，顺应“天”的规则，用好自身，就是“立命”。在孔子那里，更关注认知，在孟子那里，更关注个体修养，而到了张载，在“知”的基础上，落脚于具体的社会担当。由此可见，所谓“为生民立命”用今天的汉语来解释，就是让每一个人的生命都能够得到“展开”，充分实现他们自身的可能。
只要有人类社会，就有“生民之命”，也自然存在着“为生民立命”这一命题。“横渠四句”从“天地境界”反观社会并将行动落实于身边的现实生活，体现了儒家胸怀天下、心系万民的情怀和担当。无论从境界的高远还是从现实的关切来说，这四句话在人类社会生活中都具有永恒的价值。
可是，人们往往会问，作为“舞文弄墨”的知识分子往往“手无缚鸡之力”，怎么可能“为生民立命”呢？确实，虽然我们在孔子像中能看到他的佩剑，也听说过王阳明如何擅长军事，但是在中国的读书人中文武兼通的实在是凤毛麟角，尤其是当我们提到“文艺”的时候，人们想到的往往是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咿咿呀呀的表演，所以，文艺与“为生民立命”有何相关呢？
确实，文艺是个性的、多元的、丰富的。可以炫彩生命，可以慰藉心灵，可以横眉冷对，可以心游万仞超越凡尘……在无数的向度上表现着人的精神世界，表达自然的美妙、生命的多彩和智慧的深邃。但还应该看到，文艺还必须是社会的、现实的、深刻的，是入世入时的。文艺并不是与现实保持距离的阳春白雪，其真正的根在具体现实的社会生活，这是文艺担当“生民之命”的原因，同时也是文艺对现实社会的价值所在。
如果我们把文艺看作一棵大树，那么它的根必须扎在现实的土地上，才能成为属于这片土地的一棵，开出属于这片土地的花朵。一方面它抓紧脚下的土地，荫泽一方，另一方面，它也从这片土地上获得深厚的滋养。文艺的多元，是以现实为基础的多元，它在根本上必须属于自己脚下的土地，才可能精彩且常青。这里的现实，是时代，是自然，是民情，是演进中的传统。
人类历史的进步，从根本上是观念的进步，是文化的进步，这是“激扬文字”的属地，是“挥毫泼墨”的主场，是“演绎生活”的舞台。从历史来看，如果没有观念的培育，进步的历史就不会发生。在这个进程中，“生民之命”，既系于家国大事，也系于民生日用，更多地系于文化和艺术的具体行动。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有一个更直接的说法：“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就是说，人是文化中的人，文化也必然是人的文化。社会的进步、人的进步、文化的进步是一体的。人类进步的历史，同时就是文化进步的历史，一个社会的进步，更根本的是通过文化和艺术等作品带动观念的进步。
如果仔细考量，就会意识到，那些轰轰烈烈的家国大事，其根本都在于人心思变，在于文化的进步。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近现代史就曾经用真实的历史呈现了文化是社会变革之根本的道理。历史经历了从“技术视角”“制度视角”到“文化视角”的转变，从外在的器物走向内在的精神，最终促成新中国的建立。这段历史过程告诉我们，如果没有文化和观念的深厚培植，外在的“器物”和表面化的“制度”就难以为继。
1842年，魏源在《海国图志》的序言中直言“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而“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从鸦片战争中醒觉的国人，逐渐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技术视角”上凝聚共识，认为我们只要学习“技术”就能改变中国落后的局面。1861年，“洋务运动”起步，经过三十多年的“洋务”经营，1894年，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号称强大的北洋水师全军覆灭，洋务派只能沮丧地“望洋兴叹”。
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经过了“技术”和“制度”挫折的国人，更多地关注了文化，新文化之声日隆。文化之新，才有民众之新，才可能有社会之新，正如《大学》所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新文化运动中，各种文化和思想通过各种形式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散播、培植、实验。虽然各种主义鱼龙混杂，当时，仅与“社会主义”有关的“主义”就有七八种之多。但大浪淘沙，历史的实践必然会找到真正的“金子”。在各种思想的比较和筛选中，马克思主义逐渐根深叶茂开花结果，社会主义制度的新中国诞生，要看到，新中国是由拒绝封建传统的“新人”建立起来的，而新的文化造就了这些新人。
如果没有文化土壤的培植，没有一代掌握了新思想新观念的“新人”，新的社会制度何以可能？而这种文化土壤的生成，来自于轰轰烈烈的社会变化，也来自于小说、戏剧、诗歌、绘画、电影等几乎所有的文艺形式。今天，如果我们回头去看当时的文艺作品，就可以很直观地看到新文化土壤的历史生成。如果没有观念的熏陶恤育，没有坚信并支持这一观念的群体，没有因为接受这些观念而行动的人，社会进步便寸步难行。而一旦群体观念既成，便是大局已定，新事物的出现便只需一个破土的机会。所以，看似轰轰烈烈的家国大事，其根子也在细微的人心变化。
民命所系，文艺可为，文艺当为！
《诗经·大雅·文王》有言“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历史不会停止进步，社会不会停止发展，生命不息，自当求新求进。《大学》也有“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之说，时光流传，使命日新，每个时代、每个当下，都需要同样的情怀和行动。不仅仅是大的社会变迁需要文艺来培植人的观念，具体的日用生活也需要更多的文艺来滋养。如前文所说，人是文化中的人，文化是人的文化，文化的求进和日新，是生命自然该有的状态。
古语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如果回望历史，可以说自1840年以来近两百年的时间里，甚至可以说，自中华民族诞生以来，无论对个体还是民族来说，我们的物质生活从来没有如此丰裕，在今天“仓廪实”和“衣食足”已经实现，中华民族已经走在伟大复兴的道路上。真正的文艺工作者，该有怎样的独立之精神，该保持怎样的自由之思想，才能去实现“为生民立命”的历史担当？
艺术来源于生活，文艺作品中传递的内容来自于社会生活本身，同时，文艺也是多元的，“兴、观、群、怨”都是合理的表达。但是，我们也知道，在“艺术来源于生活”之后，是“艺术高于生活”。这里的高于，可以是凝练的手法，可以是抽象的概括，可以是深刻的洞见，可以是直指人心，但从社会发展来说，还要有超拔的视野和为“民命”担当的情怀。
文艺超越现实的琐碎和繁杂，是文艺的本然，思想对现实保持批判的视角，也是思想应有之义。但这种超越，应该有真实的求解和现实的承载。所有的历史，都是我们今天行动的经验；所有的当下，都是我们开拓美好未来的出发；而所有的未来，都是今人智慧和情怀的真实表达。
百川归海，人类的历史长河，无论如何曲折，甚至偶尔倒流，最终都是不断向前的。如果我们从人类历史几万年大方向上来看中国社会的百年历程，任何琐碎的枝节之后都指向历史的必然。而如果我们能从宏观上站在人类群体的未来的可能和必然来看当下的现实生活，就会有更天然的坦荡和从容。
扎根脚下的土地，正视现实的问题，用智慧去洞彻表象，用视野去建立信念，用担当去点燃热情，让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更加睿智、自信、笃定、从容，让每一个生命都更加自由而丰盈，就是文艺“为生民立命”的当下行动！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