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移动计算、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科技的出现和汹涌迭代，技术生态在变革社会生态的同时，也势必引发艺术生态的改变，引发有关文艺创作、艺术精神、艺术审美与人文价值的深刻反思。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一切创作技巧和手段都是为内容服务的。科技发展、技术革新可以带来新的艺术表达和渲染方式，但艺术的丰盈始终有赖于生活。要正确运用新的技术、新的手段，激发创意灵感、丰富文化内涵、表达思想情感，使文艺创作呈现更有内涵、更有潜力的新境界。”当代文艺创作要坚守人民性、开辟新境界，如何处理好同科技发展、技术革新的关系是一个绕不开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审慎推敲和辩证思考。
新技术环境对文艺形式创新和文艺空间开拓的促进，是一部一再奏响的历史进行曲：造纸、印刷、照相、电影电视的诞生催生了无尽的艺术创新潜能释放，并相应形塑了新的艺术审美方式和审美类型。法国媒介学家德布雷以一个唯物主义者的姿态考察技术领域迭代变迁与宗教意识形态、艺术意识形态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关联，指出“通过将造型语言的发展同物理载体、散播技术和市场的发展联系起来，它可以革新我们对现代艺术的理解”。
科技发展、技术革新，对于艺术生产和艺术接受的划时代影响，绝不是艺术史变迁的外部视角和附加因素，而是内在的基础变量。技术改变生产力，在深刻影响物质世界的同时也必然深刻影响人类精神世界，催生新的美学和新的审美接受。这一逻辑脉络像一道历史延长线，从久远的艺术史上空划过，切入到当今艺术生产和艺术表达的肌体之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比如当今时代勃然兴起的各种数字艺术和跨媒介艺术形式以及相应的创作群体的涌现，比如人工智能写作、人工智能音乐、人工智能绘画等等新的艺术创造方式对人类想象力的开拓，比如数字影像技术对戏剧舞台空间和电视节目形态的重塑，比如区块链等新兴技术/新媒介技术对于文艺生产产业链价值的延展……
可以说，今天的文艺创作已经无法脱离新的媒介技术的语境，如鱼在水中一样日益打上了浓厚的数字技术、多媒体技术和人机共生的烙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守正创新，用跟上时代的精品力作开拓文艺新境界”，这提醒我们，对这种文艺创作生态的改变，我们必须采取一种与时俱进的积极和开放的态度，因为事实上这已经成为当今的文艺工作者“守正创新”和“跟上时代”的题中之义。我们不能因为新技术环境对于艺术生产和审美接受的深刻影响，而走向一种“技术中心”的文艺创作观念，走向炫技式的手段应用和技术堆砌，走向算法宰制下的只见“比特”不见人民。这里需要强调新技术环境下文艺创作的两个辩证： “文质”之辩和“体用”之辩。
“文质”之辩也就是形式/技巧/手段与内容之间的辩证关系。孔子的传世名言“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虽然古远，但却是对此再好不过的凝练阐释；具体到当下的科技变革时代的文艺创作，则“我们必须明白一个道理，一切创作技巧和手段都是为内容服务的”，“正确运用新的技术、新的手段”，是为了“激发创意灵感、丰富文化内涵、表达思想情感，使文艺创作呈现更有内涵、更有潜力的新境界” ，而不能搞成以文代质的“买椟还珠”。没有扎实内容和内在价值的声光电的数字演绎，只能成为无意义的技术展演；没有深刻的基于人性和人类历史的人文体验，人工智能对于艺术创作边界的冲击，在片刻惊艳之后，往往只成为由机器算法引领的无灵魂的文字游戏。
无论在技术形式和技术手段上怎样令人眼花缭乱甚至拍案叫绝，如果没有坚实的内容支撑，就一定不会成为丰盈的“文质彬彬”的艺术；文艺形式的创新如果没有孔子所向往的文采和质朴的完美结合，即使能成为一时的噱头和暂时的热点，也只能是昙花一现，随之而来的也只有审美疲劳，变成新技术环境下文艺创作的“文胜质则史”。毕竟，文采超过了质朴，就难免流于虚浮。
有内涵有品质的文艺创作，必须依赖和仰仗“生活”这眼源头活水，而不可能仅仅通过技术手段的空洞集聚和艺术门类的机械交叉自动实现。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指出的“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难道在新的技术环境和新的技术语境下失效了吗？对此，刘慈欣等作家艺术家有着清醒的认识，表示“科技发展、技术革新可以带来新的艺术表达和渲染方式，但艺术的丰盈始终有赖于生活”。所以，时代生活始终是文艺创作源泉，即使是看似天马行空无所系缚的科幻作家，也深知“优秀的科幻作品源于伟大的时代”。
“体用”之辩来自于中国古代哲学范畴，是指文艺创作中的技术使用、技术作用与作为民族的文艺和人民的文艺的“社会主义文艺”这一“本体”的辩证关系。简言之，技术变革催生的文艺形式创新、文艺空间拓展，必须服务于人民，服务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就是人民性和民族性应当是运用层出不穷的新技术手段谱写激动人心的新中国文艺曲谱的如椽大笔，成为万变不离其宗的指挥棒。
任凭技术变迁流光溢彩，形式手段推陈出新，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族复兴伟业”和“坚守人民立场”的殷切希望，在文艺工作者心中也始终应有千钧重量。
文化自信是民族复兴的重要支撑，也是民族复兴的集中体现。而审美上的自尊自信必然是这种文化觉醒和文化自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今中国的荧屏上，河南卫视“中国节日系列”节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宝藏》和《经典咏流传——致敬英雄》等节目灵活运用崭新媒体技术和媒体手段，将现实和虚拟相融合，美轮美奂而摄人心魄地呈现了国风国韵，彰显了民族美学的精神；而也有一些艺术作品，在运用了所谓的前沿技术和炫酷手法的同时，其有意无意表现的仍然只不过是内化着西方文化霸权的审美依附和自我矮化。我们在这里讲“人民立场”，除了因为“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内在要求和根本立场——这一点不会由于技术环境的改变而动摇，还因为我们在数字时代和人工智能时代的文艺生产中的确面临着“只见技术不见人”的迷失，面临所谓“比特暴政”和数据主义压缩甚至瓦解人文空间的深刻挑战。
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虚拟现实和元宇宙等技术愿景深刻影响艺术世界的趋势面前，张扬“人”的主体性和人文价值，并不是空洞的宣称。人机共舞的时代，不应滑向机器对人的吞噬。先进技术的使用有助于艺术生产力的解放，但是仍须回到那个我们耳熟能详的命题：解放和发展艺术生产力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文学艺术的比特空间和人工智能的艺术生产即便再前沿、再光彩夺目，也依然要追问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丧失人民性内涵，走向技术对人的统治，把那些最广大的普通劳动者，变成数字时代里艺术生产和艺术审美的“边民”“贫民”，这无论如何都是没有正当性和得不偿失的。
综上，正如作家柳青说过的，“每一个时代的文学，都有新的写法”。在数字科技赋能艺术创作的时代，在艺术与技术、美学与科学深度融合的时代，文学艺术自然应该有新的写法和新的表达方式。但这种书写和表达不能“只见技术不见内容”“只见技术不见生活”，更不能“只见技术不见人”。明晰和坚守新技术环境下文艺创作的“文质”之辩和“体用”之辩，对于数字时代开拓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新境界、以“人机大同”为愿景建立中华民族新文化和新艺术，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