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评论是艺术生产
与艺术理论、与大众之间的重要中介

　　——访第六届“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年度优秀文艺短评文章作者与终审评委

　　“在今年的短评文章中，我忽然看见了一篇批评当下摄影界普遍从事专题摄影的文章，谈到很多人没有达到做专题摄影的水平，却在做不切实际的尝试。这个话说得很对，这个现象让大批摄影人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及时指出这个问题很重要。文章干净利落、文风朴实，很不错！”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第六届“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年度推优活动终审评委李树峰认为，本届推优活动选出了一批优秀短评文章，它们找准了以学术理论为支撑、面对艺术创作及其实践者、作用于社会公众的定位。

　　“摄影和其他艺术不一样，它有很大的群众基础，目前的大众摄影培训市场是商业化的，这就涌现出了很多被人为培训出来的专题摄影。”吞像摄影创办人袁洁说道。李树峰提到的短评文章是袁洁撰写的《被拔苗助长的专题摄影》，文中写道，相对于单幅照片而言，专题组照的人为“可操作性”更大，市面上大部分的专题组照班的培训费多则上万，少则几千，培训班老师们提供的“一条龙服务”从专题选题直至作品参展，充斥了过度指导与干涉的现象。袁洁认为，摄影人的影像自觉、商业环境的发展以及近年各种摄影比赛和展览的偏好等因素共同导致了“专题热”的出现。但对于一些有名气的摄影师，一旦拿掉某个专题附加的光环，却暴露出了基本功不足等问题。

　　“专题摄影并没有错，它的兴起证明我们当下的摄影发展开始追求解决问题的、有价值的摄影。但是成功的专题摄影需要摄影师对选题有深度和原创性的思考，还需要长时间的创作积累，这就意味着专题是很难速成的。如果为了得奖或者参赛速成专题摄影，必然会让专题流俗于一种形式主义，这对行业是一种伤害。”袁洁说道。据袁洁观察，一些专题摄影带着很强的一致性，走的都是捷径，没有专题摄影本应该有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这类作品大都有着策展人、老师浓重的特色，缺乏摄影师自己的个体观察、表达和感动。又比如在借鉴外国摄影家贝歇夫妇的组照拍摄技巧时，许多摄影师都选择性忽视了“严谨无比的美学功底、深刻的社会考古和档案价值、对当代观念艺术的启发和贡献”，只是吸取了最为简单的外部形式。“艺术创作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是个体内在生发出的，真正去拍一些有价值、有意义、有深度的专题摄影。”袁洁说道。

　　《文艺研究》主编金宁在《返回现场：重建批评对文艺实践的关怀和引领》一文中指出，评论界存在“缺乏理论的深度意识和价值引导意识，既不能击中问题要害，也无法对作品进行恰当的审美评价、优劣评判，体现出某种判断上的模糊”，“缺乏认真解读作品的意愿和能力，空泛的表述、笼统的概括，看似深入，实际闪烁其词，本质上是处在一种悬置状态，既无法进入丰富的感性创造，也无法对作品的技法语汇和情感内涵作入情入理的解析。”“圈子和面子、位子和票子左右批评实践”三大问题。他还提出，批评要有学理意识、审美意识、推进意识、艺术史写作意识。

　　“在今天的评论实践中，贴近作品，往往不会说话；借作品提供的契机，又往往是在进行空泛的理论操练。”谈及理论研究与批评实践长期存在分离现象的成因，金宁认为，无论是西方理论的“本土旅行”还是中国传统文艺理论的现代转换，都有着追求自身完备化的“体系化冲动”，建构体系有两个面向，一是学院化的学科体制自身的要求，二是片面强调理论的义理推演而忽视对现实事理的研判和对感性实践的关注，片面强调理论沉淀与现象之间的时间距离。在学院/理论界内部，包括学科评价在内的种种因素都越来越将理论与评论区隔开来。他指出，当下有必要强调理论的针对性，强调艺术家对批评的互动与接受，这实际上是要在更大的共同实践场域内重视整体艺术的提升。在教育培养阶段，则应重视培养学生阅读作品的能力，包括“内行视角”和“细读体验”。要恢复批评作为艺术生产重要的中介性存在的作用，艺术实践通过有效的评论工作，既在今天彰显价值，又通过激浊扬清，为历史留下真正的精神遗产。关于文中提到的“批评成为捧场，捧场就是交换”，是圈子生态的问题，但也是长期以来评论工作者对评论和批评认识偏狭所致。讲人情不讲真话，本质上是评论工作的自我矮化。“每个评论者都不免面对这个问题，这需要整体评论氛围的增强和评论独立意识的强化。相反，网络上有些评论很好，体现出专业、直截了当的特点，应该受到重视，值得专业评论工作者学习。”金宁谈道。

　　“在目前的诗歌创作中，主题性诗歌创作很多，但很容易失之于‘大’，没有真切的感受与细节，没有情感的融入，而只凭借题材的宏大而取胜，这样的诗歌很容易空洞，大而无当。”《小说选刊》副主编李云雷认为，扶贫诗歌中也有一些这样的诗歌，但也有一些诗人亲身参与到脱贫攻坚战之中，在具体的工作与实践中发现了新的“自我”，也发现了新的诗意，这是最为难能可贵的。在《脱贫攻坚战的诗意与新时代诗歌创作》一文中，李云雷以谢宜兴、王单单、芦苇岸三位诗人的诗歌创作为例，阐释了他们在新的社会经验中如何生成了新的自我、新的视角。李云雷认为，评论既要贴近诗人的创作，又要能从整体上提出新的问题，才能够推进文学的发展和进步，他写这篇文章主要是想阐明这种新的“自我意识”与“诗意”的价值之所在。“其实在更广阔的诗歌领域，‘自我意识’并不缺乏，而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诗人创作的一个基本主题，但这种“自我意识”大多是抽象的、凝固的，与时代与社会无关的‘自我意识’。如果我们的诗人能够在对脱贫攻坚等重大事件的参与中，重建一种新的、开阔的‘自我意识’，将会彻底扭转诗歌界的创作状况。 ”李云雷说道。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李云雷提出了一个未有结论的问题：目前常见的诗歌形式如表达个人情感的抒情诗和以碎片化方式表达零星、具体感受的组诗，都不能恰当地呈现脱贫攻坚战的价值和诗意，诗人需要用另外的形式为时代的经验和诗意赋形。对此李云雷表示，抒情诗是一种传统的诗体，是作者面对山川、草木、故乡、田园等以抒情主人公的姿态抒发情感的一种形式，适宜于描写较为简单或纯粹的情感。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人类的情感、情绪渐趋复杂，才产生了以波德莱尔等人为代表的现代诗，更多描述“现代人”在工业社会与城市文明中的震惊体验。但对于当代中国来说，我们所处的是比西方19世纪更加复杂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传统农耕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相互交织混杂的生活状态，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我们也应该以新的诗歌形式发现我们这个时代的诗意，抒情诗面对这个时代也应该做出新的探索，将更多的时代内容纳入其中。这是一个文学上的难题，希望能引起诗人和文学界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