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的中国，因为悠久灿烂的文明历史和现实的出色表现，正在成为世界瞩目的对象。虽然人们会念及早先大秦王朝统一中国的伟大功绩、自豪于汉唐时期的强大和辉煌、感叹宋明时期的创造与患难、大清朝的崛起和后来的衰败等情形，但人们或许更加关注现实中国的新生和发展，关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现实中国的关系。在现实中国的书写过程中，已经有过大量的各类著作表达。可是，历史却是一个能够从不同的角度进入和表达的客观存在对象。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徐剑的这部《天晓——1921》，就巧妙地聚焦中国共产党建立的1921年，围绕当年建党人物的人生社会处境、国运思索、方向寻找、顿然醒悟、参与行动、权衡牺牲、追求成功等复杂丰富的经历过程，在新中国孕育与实现的追溯感受中，真实地再现了新中国从黑暗走向黎明、从无到有的伟大历史转变情形，焦点精准，思索深刻，内容丰富，叙述生动，是富有个性的现代中国历史纪年书写。
胜者为王。这是一种力量的彰显，也是自然客观规律的恒定尺度。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在悠久的中国历史上，在现实的存在表现上看，都是一个开天辟地般的重大事件。正是因为这样的诞生，使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出现了翻天覆地的面貌改观，才有了多年的曲折与现实的伟大辉煌存在。行事在心，治病寻根。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正是一种心的觉醒，是一种对于中国当年沉疴久病病根的诊治。作为被毛泽东同志认为是“创造了党，有功劳”的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前后创办《新青年》，不断疾呼“国人应该速醒”，倡扬科学民主，“彻底觉悟，急谋改革”，否则“必致永远纷扰，国亡种灭而后已”的声音，后来发生在北平散发革命传单时，招致北平军阀警察逮捕的事件。这个事件非同一般。后来证明，它是一次重要契机，使早已经相识并心有灵犀的陈独秀与李大钊有了患难中的北京-天津同行（陈独秀被多方设法营救出狱遭遇危险，李大钊暗地护送其离开北京经天津赴上海），并萌发了建立新党的动念。此后的所谓“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说，正是这个事件之后形成的。也是被陈独秀在上海、李大钊在北京开始建党组织活动所验证的。
面对陈独秀被捕此一事件，毛泽东于当年7月14日，即在新创刊的《湘江评论》创刊号上，不但全文转发陈独秀的《北京市民宣言》，并发表题为《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的文章。文中写道：“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所说的话，头脑稍为清楚的听得，莫不人人各如其意中所欲出。现在的中国，可谓危险极了。不是兵力不强财用不足的危险，也不是内乱相寻四分五裂的危险。危险在全国人民思想界空虚腐败到十二分。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万九千是迷信家。迷信鬼神，迷信物象，迷信命运，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自己，不认有真理。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结果。”毛泽东对于陈独秀思想主张的认同和推崇，是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了中国社会当时的黑暗和迷茫状态。而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一种有关中国未来的思想、方向、治理方法的寻找真正开始了。
《天晓——1921》，也正是徐剑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后的今天，聚焦这个黑暗与黎明交替的历史时间节点上，在历史和社会、事件和人物横竖的交叉点上，展开的一次非常庄严的追溯探寻和书写。作品很巧妙地通过当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现场当事人王会悟老人的采访记录为纲目线索，对当年在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十三个人分别调查追寻，对他们当时的思想、选择、表现、改变、结局等不同情形给予查证，将中国共产党建立，黑暗即将退去、黎明的曙光已经显露出现的这次空前大事件给予了在场、全景和分镜头式交叉描写。作品以不断显影解析的表述，对诸如建党的发起者陈独秀、李大钊为什么没有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开会的确切地点最后是如何确定的，会议的代表到底是十二人还是十三人，最后为何确定为十三人，山东的王尽美、邓恩铭是否到会，湖南的毛泽东与何叔衡同行出湘赴会，后者是否中途返回，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人物当时此后的表现和各种不同的行动命运等许多可能存在疑惑甚至争议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查证辨识并做出结论。这些结论有论证共识，但是否完全确定，需要时间和权威回答。徐剑在作品中的倾向、态度和认识是自有例证和逻辑的。这些内容表达，虽然带有学术事件考证的特点更多一些，但因其对象庄严，无疑具有很珍贵的价值。
可是，徐剑的作品却与很多纯粹的党史档案整理研究文章不同，它是一种真实的面对，但同时又是一种文学角度的表现。所以，《天晓——1921》，书名是富有诗意的，作品中涉及人物的时候，都很注意对人物思想言行及性格形象的文学描述，恰恰是在对不同人物的文学描述中，呈现了他们当时对国家衰败情形的不忍，对自身责任使命的自觉承担，在多方寻求的过程中对以《共产党宣言》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热情接受和坚定追求，呈现了人们各自从不同的地方为了同一个目标而会合开始的行动，当然还有人们因为非常复杂的原因有的颓唐、有的掉队、有的背叛、有的牺牲、有的坚持到底等多样的经历情形等。人物的经历表现、性格命运是支撑和丰富这个事件存在的浓厚血肉和精神情感元素。作品对陈独秀开始的洞明勇猛行动和后来衰退凄凉的情形，对李大钊思想坚定、视死如归的从容表现，对李汉俊兄弟的仗义、李达与王会悟感情交接的微妙情景、董必武经历命运转变过程，对周佛海的背叛、张国焘的逃离、毛泽东矢志不移的追求等内容，都具有一些列传描述记录的特点，在分散中有个人人生内容的集纳呈现；还有像对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时的投入情形、陈潭秋“托孤”的情形、毛泽东晚年与韶山的情感纠缠等等，表现了人物思想精神和情感性格，都十分富有文学呈现的意味，非常发人深思和感慨！这些内容，在很多人似乎熟悉的情形下，有一种回到现场和深入再现的新感受，这是徐剑作品成功的个性表达所带来的。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面对中国生机勃发、国势日隆的情景，徐剑创作推出《天晓——1921》，这样真实的文学的追寻记述作品，是对引导照亮中国建党以来百年历史的光源的有益追溯，也是继续增强增亮这种强光的有效行动。
（作者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