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观众欲探究竟而不能罢休?
——从中篇苏州弹词《红色摇篮》看评弹创作的“书路”
栏目:观察
作者:海弦  来源:中国艺术报

苏州弹词《红色摇篮》剧照

  在近日举办的第八届中国苏州评弹艺术节上,苏州评弹团推出了一台由吴静编剧的原创中篇弹词《红色摇篮》。是作塑造了1925年上海工人五卅大罢工后,中共苏州市委书记汪伯乐忠党爱国、热爱组织、守护同志、勇于牺牲,使红色摇篮不断发展壮大,星星之火终成燎原的革命英雄形象。

  从编创角度视之,该作最重要的特色就是在结构上继承和发扬了苏州评弹长篇书目的优秀传统,突出主线,清晰书路,整个剧情环环相连,推进有序,角色互动,扣人心弦。演员在书台上说噱弹唱的精彩演绎,使作品有了极佳的呈现,也获得了广大受众的一致好评,并荣获了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组织的第五届江苏省文华奖“优秀节目奖”。

  结构,是作者根据其对历史和生活的认知和体验,按照艺术创作的规律和要求,根据阐释主题的需要,而对作品所及的各种事件、人物、环境、素材等,按主次轻重所作出的整体设计和全局安排。人们常说,剧本是一剧之本,然结构更是剧本之本,它是一个作品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因此,清代戏剧理论家李渔在《闲情偶寄》中提出了“结构第一”的命题,并以“工师之建宅”为例解释说,“基址初平,间架未定,先筹何处建厅,何处开户,梁用何材,必俟成局了然,始可挥斤运斧”。也就是说,一个作品的总体结构是作者动笔之前就要考虑好的,是编创作品的前提和基石。为此,李渔强调了“立主脑”“密针线”“减头绪”等诸要素在设计和确立一条情节主线中的重要性。他说,“头绪繁多,传奇之大病也。《荆》《刘》《拜》《杀》(《荆钗记》《刘知远》《拜月亭》《杀狗记》)之得传于后,止为一线到底,并无旁观侧出之情”。

  从苏州评弹传世至今的经典书目看,也莫不如此。如《玉蜻蜓》围绕新科解元徐元宰与法华庵尼姑智真之间的母子关系能否相认这个主要矛盾冲突而展开;《杨乃武与小白菜》围绕杭城举人杨乃武被构陷判死刑和翻案求生这个主要矛盾冲突而展开;《珍珠塔》则是围绕河南才子方卿与爱富欺贫的姑母之间在道德伦理上的主要矛盾冲突展开的。这些书目中的所有重要人物和主要情节,都在这同一条情节主线的结构规范和制约下展开的,书中以一个又一个“关子”将整个故事串联起来,环环相扣,层层推进。这种优秀的传统书目结构,使受众在听书时始终充满悬疑,必欲探知究竟而不能罢休,一直要到书情最终结束,真相大白或问题得到解决后,才能舒气释怀,走出书场。

  《红色摇篮》则正是这样一部深得苏州评弹传统精髓的佳作,其在剧情安排上守正传承了苏州评弹长篇书目结构。设计了纵贯全局的“书路”,即主要矛盾冲突是共产党组织与军阀政府的生死搏斗;设计了“书胆”,即主要矛盾双方的代表人物是中共苏州独立支部书记汪伯乐和军阀政府苏州警察局局长丁德敬;设计了“书筋”,即主要矛盾代表人物身边的主要依附性人物是汪伯乐身边追求进步的革命女青年柳闻莺,丁德敬身边投机革命的叛徒孔继祥、特务阿四。

  正是在这一传统的“书路”“书胆”“书筋”的统一规范和推进下,矛盾冲突的双方,在守护和破坏中共苏州独立支部方面展开了一回又一回激烈而曲折的较量,从而展开和演绎了全部故事。

  第一回“孕育新生”是剧情主线展开的起手式,描写了汪伯乐在苏州乐益女中的革命演说,为这位英雄人物的出场做好了铺垫。接着,重点演释了他在柳闻莺的配合下,护送中共苏州市委书记叶天底去上海,途中在苏州火车站与警察局长丁德敬展开的一场扣人心弦的智斗,凸显了汪伯乐随机应变的老练成熟,点明了其一心护党,“同心手挽手,同德奋起争,前赴后继有千万人”的壮志豪情。

  第二回“险象环生”继续推进主要矛盾冲突,描写汪伯乐因病住院,由于孔继祥的出卖而被丁德敬软禁监视。在病房中,汪伯乐与丁德敬展开幕前幕后的激烈斗争,先是识破“旁侧奸邪有监听”的诡计,料定“敌人有所察觉,医院里布满眼线”,再是一心考虑支部同志和联络员的安危,明察“侧击旁敲有弦外音”,从而协助柳闻莺安然脱险,并巧妙地下达了党内指示。

  第三回“烈火永生”描写了一身正气的汪伯乐与阴险奸诈的丁德敬之间的最后较量。他先是识破丁德敬设宴让他与妻子吕兆璜见面的亲情牌,再是粉碎了丁德敬利用孔继祥招降的“苦肉计”,当场痛斥叛徒“怕死贪生已变节”,厉声警告他“血债要追偿,看你将来怎下场”,展示了革命志士“组织安危千斤重”“保全支部要建丰功”的坚定信念,决心慷慨赴难,最后英勇就义。

  由上可知,中篇的总体结构是前后衔接的纵向线状结构,即一根情节主线贯穿始终,一个矛盾冲突规范全局。相形之下,我们注意到近些年在某些新编评弹作品中时而可见的块状结构,其在书情铺陈上往往有如下特点,或选择这个人物生长过程中的不同时段的发展轨迹,来显示其全部人生经历;或选择这个人物在生活、工作和情感等方面的特定场景,以多视角来演绎其复杂多变的际遇和性格。当然,这种块状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围绕某一个共同主题展开的,如爱国爱民、探索奋斗、道德品质、历史贡献等。从情节上看,块状结构的几回书似可独立成篇,给受众的感觉就像参观展览,可以一块一块先后或轮流观看,但从艺术作品结构而论,缺乏了同一核心故事起承转合的逻辑联系。这种貌似“主题散文式”的横向块状结构当然也是艺术创作中的一种新的探索,但其与传统戏曲和曲艺的纵向线状结构模式的不同、二者之间并行或交叉的关系,以及这种结构方式对评弹的传承发展的利弊等等,值得艺术理论界和创作工作者深入研判。

  其实,剧情的主线结构态势,从来就是戏曲和曲艺创作中的要题。当代著名的评弹理论家吴宗锡就多次强调过确立剧情主线的重要性。他在《结构谈》中指出,“评弾的结构主要就是根据人物性格与情节在矛盾冲突中纵向发展的主线形成的”;他认为,“评弹以情节发展的全过程为主轴线来安排,构建其整体结构,一系列的大小事件贯穿于这条主线。在评弹术语中,称为书路”。笔者赞同吴宗锡的意见,苏州评弾还是应以主线推进的传统结构特色为要。对于分散平行推进的块状结构,还应从理论与实践上作更多的探讨和研究。总之,主线明、书路清,应该是苏州评弹书目编创中一个重要的传统和导向,而《红色摇篮》则正是在这方面守正传承的一部佳品。

(本文图片由苏州评弹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