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去年出版长篇小说《笑的风》、今年出版文集《中华文化：特色与生命力》并杀青研究荀子的专著之后，王蒙又于今年《花城》第5期发表了长篇新作《猴儿与少年》。《小说选刊》第10期随之全文转载。评论家潘凯雄在《文汇报》上著文，认为它“总体上就呈现出这样一种风貌：往事并未如烟，青春依旧万岁，年迈依旧绚烂。”作为87岁高龄的人民艺术家，王蒙如此
高频高产而又依旧绚烂的写作，给我们展示了一幅“几番回忆罢，雄心未萧索”的文学祥瑞风景。这祥瑞风景或许不仅属于王蒙个人，也属于时代。随着新时代中国人民生活、医疗、健康水准和平均寿命的提高，期颐之年马识途，鲐背之年徐怀中，耄耋之年的王蒙、谌容等一批年迈作家，还包括前些年去世、于百岁之后依旧发表新作的杨绛，构成了规模前所未有、高龄依旧笔健的写作群体。可以预见，这一群体无疑将有增无减，不断扩大。不妨以铁凝评价王蒙的说法，称之为“高龄少年”写作群体。王蒙显然感受到了这一现象，例如他诗赞马识途“贤兄浩气冲天地，老马精神感小王”，又如他说：“我要以徐怀中为榜样，只要还活着，希望也能写到90岁。”在《猴儿与少年》中，王蒙整体设计了耄耋与鲐背的对话结构，耄耋就是王蒙本人，鲐背是主人公外国文学专家施炳炎，实乃另一个王蒙化身。这场耄耋与鲐背的对话，为我们展示的，不光是忆旧事，更多是新观察，忆旧是新观察的铺垫。思维依然活跃，故事前所未闻，语言活泼新鲜，一如68年前那个咏歌青春万岁的少年。
新观察之一，是自信满满的中国进步观
小说空间、时间跨度极大，从北方小山村到五大洲四大洋，从劳动肇始、猴子变人的远古，直到对未来的瞩望。这是王蒙小说大开大合、纵横风生文体的独特优势。小说最后一章即第二十九章，名曰“山清水秀”，详尽想象了未来之2023年清明节，王蒙陪同施炳炎再返北青山镇罗营大核桃树峪的情景。按中国传统虚龄计，那时王蒙已届90，施炳炎93。那次双鲐背之旅，洋溢着自信满满的美好憧憬。一路交通设施先进，风光秀美：“那时，从省城到北青山，他们将体验到全面筑好的山区高速公路，美丽的先进的富裕光辉的北青山”，“那里沿路是两边的绿化带，挺拔自信的速生法国梧桐，低处的三季开花的红白灌木蔷薇，互相调剂与补充，成为花园大道盛景”。到了村里，面貌的进步不仅有物质的，还有非物质文化的：“自会为显然是新装修粉刷了的大券门，特别是为券门上方的过街楼而兴奋不已。王蒙想象中看到了省城规划，山村过街楼下内墙上恢复了历史上原有的八个匾额式大字‘里仁为美，于斯万年’。”村里旅游业农家乐日渐兴旺：“看吧，爬欧洲的阿尔卑斯山是开眼，登泰山华山峨眉是开心，一个巴掌大的元明小山村，也是别有洞天，别有风味，另有新时代旧时代现代化古代化的感觉呀。”更可贵的，是早已落实的农村老年人养老补贴、医疗保险，是更加严格的环保法治、更加自觉的环保意识和更加美好的生态环境，当年的“少年”侯长友老人，已经搭好了猴窝吸引北青山的猕猴到来，而当年因贫困驱赶走猴儿“三少爷”的悲剧，将得到欣慰补偿，大核桃树峪将成为热热闹闹的猴儿戏之乡……
大核桃树峪村，是1958年施炳炎因“犯错误”下放改造的地方。王蒙被错划右派后，于1958年至1962年在多处北京郊区农村劳动“改造”，小说描写主要来自这几年的经验，有评论家认为系作者新疆农村经历，恐非精准。施炳炎此后多次重返大核桃树峪。自1982年第三次回村始，则为大核桃树峪村的社会进步史：“那时本村农民精壮劳力拥入邻近小煤矿，收入已经有相当的增加，温饱大致满足，穿衣与饭食大有改善。”1985年施炳炎作为省政协副主席第四次返村，感受到村里青年想到省城“挣月薪现钱”的强烈愿望。退休后2016年第五次他携妻子回村，看到了更多发展成果：由火车加崎岖山路长途汽车，变成乘四环奥迪，驶在崭新无瑕的国家二级公路上享受无限风光、全新景象，路途时间由两小时零五分，缩短为一小时零十分。村貌则“生气勃勃，到处是盖起的新房，而尤其焕然一新的是全村的电力供应与自来水供应加无线电保证系统……一切都在发展，一切都在变化”。山村巨变折射着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城乡快速发展也会带来发展中的问题，例如妻子老刘在城里患了肿瘤，呼吸了村里“大山里的原始日月风云的精华之气”之后，居然肿瘤指标全面改善。与城市空气污染不同，大核桃树峪山村的问题，是农家乐带来用水量增加，以致与邻乡发生争水群殴，侯长友因此“住”进医院。但不可逆转的欣欣向荣的好日子，不能不让施炳炎和村民们振奋激动，王蒙不无激情地写道：“在新中国的建设发展中，施炳炎屡屡感受到飞跃的驱动、飞跃的探索、飞跃的历史激情，也有飞跃的艰苦卓绝”。
新观察之二，是乐观主义的历史反思
《猴儿与少年》并不讳言飞跃探索中的失误曲折，施炳炎与大核桃树峪村结缘，便是其中一个冤案。尽管王蒙曾经声称，自己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尽管自《布礼》到《失态的季节》，他对右派命运的叙述，与那些对个人遭遇充满怨恨怨毒、终身不能释然的作品颇为不同，但是《猴儿与少年》，却把历史反思中的乐观主义，上升到了更高的层面。
小说写施炳炎从省城到村里劳动改造：“他劳动了三天就感悟到了十根手指头加热、加粗、加力、加硬度、加生长”，“劳动一周他就发现了手掌上长出了坚硬的茧子”，“更神奇的是，一从事体力劳动，特别是户外农田劳动，磕了碰了拉了口子流了血了，在省城觉得是一大事故一大疼痛的，怎么一到这儿就不是事儿了呢？……劳动中六七分钟也就止血了，五十分钟就开始结疤了。体力劳动者的自愈能力是脑力劳动者的十五倍，免疫能力是二十一倍，止痛减痛能力是一百倍。第二天早晨已经忘记了。这叫什么呢？这叫皮实啊……人啊人，再也不敢惯着自个儿喽”。应该指出，王蒙这里对劳动的叙述，不是反讽，而是略带诙谐的正述。对于“知识分子劳动化”，对于劳动锻炼后的“皮实”，王蒙其实一贯不反感，甚至某种角度上颇为欣赏。他多次提到农村劳动改善了他原本的瘦弱多病，乃至得意于能扛200多斤粮食跳板入仓。1979年他在一次聚会上，见到另一位劫后余生的右派吴祖光，吴说：“咱们这样人，皮实！”王蒙便特意请吴给他题写“皮实”二字，郑重地悬挂在家中客厅里。
艰苦的农业劳动，甚至包括筑路、挖渠、雨季造林这样的强劳动，在《猴儿与少年》中皆有乐观主义的理解，或曰实验，或曰锻炼，或曰受洗，或曰神圣，并加以哲学阐释：“其实多数宗教、信仰，包括无神论与唯物主义，都高度评价劳动的神圣与伟大，一切对于劳动的赞美歌颂通向道德与文明、人民与革命……施炳炎，不管他什么原因什么说辞，反正他从二十八岁年富力强时起，大劳特老其动来矣，劳我以生，练我以身，压我以腰，强我以腿与臂，然后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吹灯拔蜡，皆大欢喜”。
体力劳动之外的活计，就更不是苦役了。王蒙用“缤纷”一词儿作章节部分概括，有乐观主义存焉。他几乎是用自得甚至炫耀的口吻，回忆他在劳动中掌握的本领，譬如骑术、背背篓、割荆条，譬如夜班漫灌、当炊事班副班长（这两点倒像是新疆经验）。他十分怀恋地回忆在村里看到吴素秋演出、看电影《徐秋影案件》被插曲《丢戒指》一不经意感动，回忆少年侯长友教他爬大核桃树的开心，和其父侯东平专门请他喝酒就臭鸡蛋的温暖。有趣的是他当年教侯长友跳绳，带动全村，此后这一不俗的群众体育基础，居然成为山村文旅事业的新增长点——要搞大规模省际农民跳绳竞赛。
王蒙说：“回忆与泪水一起的，是更多更深的爱恋与亲近，幸福与感谢，幽默与笑容，还或许有飞翔的翅膀的扇动呢。”《猴儿与少年》中的乐观主义，当然不是歌颂历史的失误与曲折，不是留恋曾经的苦难与忧伤，而是郑重地写人生经验，写生活的辩证法，无论如何，这样一种乐生的态度和活法，至少有利于生命与健康，坚韧与开阔，和谐与良善。究其乐观主义的来源，或许与作者早期的“少共”经历及其阅读思考有关，或许与个人性格秉赋、人生经历感悟有关，也或许与耄耋近鲐背的写作心境有关。王朔说过，谁没有年轻过，那你老过吗？而耄耋之后的高龄体验常人更稀难企及。经历经验自然更多，和解释然想必更易，人生悟道自然更加豁达、通透和清明。
新观察之三，是故事与语言的精彩新意
王蒙在《小说选刊》第10期的创作谈中说：“三十年前的《狂欢的季节》里我呕心沥血地写过1+1只猫。在三十年后的《猴儿与少年》里，我刻骨铭心地写了1+N只猴子。此1只猴子名叫‘三少爷’与‘大学士’。它们是我小说中的最爱。”铁凝曾经指出，王蒙是像写女儿一样，写《狂欢的季节》里的猫的。循铁凝说，王蒙同样是像写亲生孩子一样，刻骨铭心地讲述了“三少爷”的故事。
“三少爷”本是长友二叔养的一只小猕猴儿，聪明绝顶，活泼无限，招人喜爱。二叔曾经带它走街串巷表演猴戏，“敲锣打鼓、爬竿上树、钻圈倒立，骑自行车，穿衣戴帽”，甚至戴眼镜表演，无所不能。后来耍猴挣钱被认为是走资本主义的路，二叔不得不把“三少爷”送回原产地六神山，他从此失魂落魄。不久，二叔在挖渠劳动中被土石塌方砸死。“三少爷”回到山上活得了吗？少年侯长友告诉施炳炎，邻居孩子听见了：“半夜里，有三少爷啼哭的声音，有好几次啦，声音凄惨，三少爷找回到二叔家门口来了，又叫又哭又闹，后来走了，走远了以后还是不时地大叫几声。”终于有一次三少爷回来哭闹，被侯长友怜悯收养。那是1960年，粮食匮乏得人都吃不饱，何以养猴儿？侯长友打算再一次把“三少爷”送回野山林。聪敏的猴儿知道人的心思后，反应强烈：“三少爷的动作有些急躁，三少爷的神态有些失准，三少爷的声音里有催促，有难受，更有哀求，也有愤愤不平，怨怼超猴。三少爷的表现相当于人类从磨叽牢骚黏糊酸水求情求饶，发展到了意欲铤而走险，时而龇牙咬啮，意在威胁。”长友含泪送走了三少爷，那猴儿又跑回来过三次，长友养不活它，一次忍受不了三少爷东翻西找，胡吃乱扔未经烹饪的原粮与生菜，用木棍打了三少爷的红屁股。山民们都知道，猴儿最感到侮辱的是人打它们的屁股。三少爷失去了尊严，“忧愤已极，跳进原主人猴儿哥的榆树上，冻饿而死。村里的说法则是，三少自缢而死，上吊了。”凄婉的猴儿三少爷的故事，其感人至深的程度不亚于《狂欢的季节》里猫的故事。作者在新疆农村的确养过一只聪慧贤淑的名叫“花儿”的猫，回北京后住朝内小街小院养了一群快乐的小猫，但似乎从来没有过养猴的经历，或许偶有旁观关注的时候。读猴儿三少爷的故事，特别是其中对猴儿外形、动作、性格、习惯和心理的细节描写，不禁为作者精细观察、体贴感同、生动描述之深厚强大的写作功力叹服。三少爷已经作古，但猴儿的新故事刚开篇。猴儿戏之乡即将开锣，新一代猴少的故事，该多一些喜悦和热闹的笑声，少一些忧伤和无奈的泪水了吧。
作者深厚强大的写作功力不限于猴儿的故事，更在于小说叙述的各个方面。尤其是文体的收放自如、语势的大气磅礴、思想的自由流动、语言的活跃新颖，一再被评论家们认为“辨识度很高”。特别引人注意的，是作者的旧事新解和新词熟用。前者如“这是宁国府治理引进时‘王（王熙凤）办（办公室）”悬挂的对联”。后者如“过去种种的源代码，譬如昨日死；今后种种，包括WinXP加QQ拼音与搜狗五笔，譬如今日生。”前者是历史文化源远不断的一脉活水，后者是与时共进、运斤成风的语言弄潮。显然，语言高手王蒙不仅依旧保持着对新鲜词汇的青春敏感，甚至把对语言的玩味、运用乃至狂欢推向更高潮。1997年王蒙在评述韩少功《马桥词典》时写道：“语言特别是文字，对于作家来说是活生生的东西，他有声音、有调门、有语气口气、有形体、有相貌、有暗示，乃至还有性格有生命有冲动有滋味。语言文字在作家面前，宛如一个原子反应堆”，《猴儿与少年》正如一次语言的高温爆炸，它释放出来的惊人能量与缤纷火花，与猴儿与少年的故事一样迷人醉人。
（作者系文化和旅游部清史纂修与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