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共哈尔滨市委宣传部、北京瀚亿德文化科技有限公司联合摄制的电影《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以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对外号称“满洲亲善开拓团”对东北地区实施疯狂侵略为背景，讲述了游击队长老李以秘密潜入东北地区团结民众抗日救国的共产党员的身份，穿梭于东北密林中，联络民间百姓、组建抗日游击队的故事。

　　电影《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由青年导演张端阳执导；中国影协副主席、清华大学教授尹鸿担任监制和艺术顾问，正是他建议选用著名抗日歌曲《游击队歌》中的一句歌词作为影片片名；曾多次为导演侯孝贤掌镜的李屏宾担任影片摄影指导，这位被业内称为“光影诗人”的著名摄影艺术家，负责为影片的艺术品质保驾护航。影片以“以吾辈之躯，护山河无恙”的伟大革命牺牲精神为创作主题，通过查访大量史实和人物资料，真实再现了东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誓死同侵略者战斗到底的英雄气概，展现了一段发生在白山黑水间反抗日寇侵略的感人历史。

　　由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共哈尔滨市委宣传部主办，中国电影资料馆融媒体中心、北京瀚亿德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承办的电影《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专家观摩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理事长明振江，中国影协副主席喇培康，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影协副主席、清华大学教授尹鸿，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一川，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常务副会长张卫，《文艺报》艺术评论部主任高小立，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文化研究部主任左衡，《电影艺术》杂志主编谭政，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范小青等业界专家，与导演张端阳、出品人沈哲等影片出品方、主创团队代表共聚一堂，探讨了作品的艺术特色与创作得失。

　　导演张端阳介绍，电影《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源于真实历史，因此影片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也不具备典型商业片中常见的巧合、冲突、爱情、大团圆结局等类型化结构方式。不同于那些展示大军团规模正面交锋的战争大片，本片聚焦抗日战场上不起眼的小人物群体，细腻刻画了各具特色的一众人物群像。“简单说，这是一部将众多笔墨放在人物身上的战争片，而这与本片的核心创作思路紧密相连：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在炮火下悄然逝去，历史记录着战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和平，枪杆子里不仅出政权，还有那人人都向往的正义。”在摄影风格上，张端阳和李屏宾取得共识，大量使用相对固定的深焦镜头、冷静克制的对白和剪辑点，尽量不打破真实的环境和表演状态，让影片在影像上呈现出鲜明的明暗对比、冷暖对比、抽象与写实对比，形成了独特的美学风格。

　　毛泽东曾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在明振江看来，这三大法宝都在电影《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中得到了体现，“特别是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这部影片表现的重点。影片通过真实感人的故事证明了，只有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因素，中国人民才能通过持久战、游击战等战斗手段战胜日寇”。明振江认为，片中那些平民化、草根英雄式的抗日英雄形象，令人印象深刻，而影片主创正是通过对这些普通人抗日故事的讲述，展现了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战精神，以小见大地彰显了十分宏大的主题。

　　在尹鸿看来，电影《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为观众展示了更加真实的战争场面与战争环境。“过去很多抗日题材影片在表现英雄性时，不管敌人多么强大，中国人都是战无不胜、不怕苦甚至不怕死的。但事实上，在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的前提下，人虽然有精神力量的支撑，但总会有畏惧的时候，也会有成长的过程。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只有首先求生存，然后才能抗击侵略者，这部影片很真实地还原了这一过程。影片通过这样真实而客观的表现，展现了中华民族那种真正的伟大、真正的顽强、真正的坚不可摧。”尹鸿认为，在观看过影片后，观众会清晰地认识到，当时贫穷落后的中国是在怎样艰苦的条件之下，与日本这样一个基本完成了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的侵略者进行抗争并战而胜之的，这凸显了影片的历史质感。

　　左衡则认为，电影《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塑造了一种从悲剧到崇高的精神力。“今天的中国取得了伟大的建设成就，未来的中国必将迈向更高的台阶，但是在走向辉煌和复兴的过程当中，中国人是付出过极大艰辛的。在如今这样和平幸福的生活中，我们有必要为影片中那些为了我们今天幸福生活而牺牲的人们上一炷香，并重新咀嚼他们曾经历过的饥饿、困难、无奈和痛苦。”左衡表示，“对革命先烈的仰视和怀念，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十分重要，因为这种悲伤的记忆，会保持我们的血性、保证我们的冷静，会让我们更好地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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