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闽剧《生命》之所以能获得赞誉，首先归功于它塑造了一个以往现代戏中绝少见到的女性革命者形象——陈大蔓。陈大蔓因为在战场上被敌人凌辱强暴而产生心理创伤，对“性”的憎恶导致她对爱情的拒绝和对生育的抵触，总是需要依靠男性般的勇猛和强悍来掩饰一个女性曾经的内心痛楚和永远不可能愈合的伤疤。天长日久，她似乎忘掉了自己是一个女人，将来有一天也会谈情说爱，也会成为一个母亲。所以，当上级把转移护送五十个孕妇的特殊任务交给她时，她本能地排斥和反对。特殊的人物设置为这个作品构制出巨大的戏剧张力：要完成这样一次艰巨的任务，摆脱敌人的追击、克服行军的艰险等自然是外在戏剧冲突所要着力刻画的，这形成了表层的情节线索；但更动人心魄的或许是陈大蔓内在的自我冲突——她将如何克服自己的心理阴影和精神创伤，把这次特殊的转移从本能的抗拒转化为自觉的且能合乎其革命信仰的服从、守护甚至甘愿为之奉献牺牲。正是在这层意义上，陈大蔓护送孕妇的过程，实际上也是见证自己精神蜕变和生命历练的过程，她为别人迎接生命的同时也更新了自己的生命。此种戏路和写法，在红色革命题材戏剧中实不多见。
在以往的红色革命戏剧题材中，一提到戏里的女英雄，我们常常会想到江姐、李铁梅、田玉梅、阿庆嫂等耳熟能详的形象，她们或铮铮铁骨，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宁死不屈；或智勇双全，在与敌人的巧妙周旋中完成了上级指派的任务。这些女英雄往往和男人一样刚烈英勇、果敢豪迈，很少因个人情感而影响革命大义，即便如林道静者曾因私情而走了一段弯路，也一定会在真正革命者的引领下淬炼成长，最后唱响一曲慷慨悲壮的青春之歌。更有甚者，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戏剧创作观念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即便是人类正常的美好爱情也很难在我们的舞台上出现，这个在人类艺术史上从不过时的题材却让特殊时期的戏剧创作者们讳莫如深，似乎一旦涉及到了私情私欲就显得不高尚不道德了，甚至是肮脏可耻见不得人，俨然是对革命者纯洁信仰和伟岸形象的亵渎。所以，与“性”有着直接关系的“爱情”，一度成为红色革命题材创作中的禁区。
近些年来，国家对传统戏曲艺术大力扶持，戏曲现代戏的创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涌现了秦腔《狗儿爷涅槃》、豫剧《焦裕禄》、京剧《浴火黎明》、淮剧《寒梅》等一大批优秀作品，其中不乏红色革命题材。细细揣摩这些作品就会发现，它们之所以能获得成功，无不是在深层的人性描摹和心理刻画上技高一筹，超越了以往对主人公非白即黑、简单敌我对立的写法。不只是性和爱情，甚至人性中的软弱和自私、不为人知的屈辱和心理阴影，都被纳入到红色革命题材的叙事中来，让它们在理想和信仰的烛照下获得淬炼和升华，让软弱变刚强，使禁锢得释放，去阴暗显光明，从而使红色革命题材戏剧获得巨大题材容量的同时，也赋予了戏曲现代戏更为丰富立体的品格。
如果说写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在有段时期戏曲现代戏的创作中尚属于“禁区”，那么在当下的创作环境中，这一“禁区”已经变成了“新区”。所谓“新区”，就已不再是“老区”，而成了“开发区”和“高新区”，成了编导们趋之若鹜纷纷把个人才华和智慧投注的对象，于是在对革命者形象的塑造过程中，对人情人性的细致刻画，甚至于人伦情感和革命大义之间的矛盾设置，都几乎成为此类题材的标配，革命任务的完成和个人精神的淬炼也并行不悖。这种从“禁区”到“新区”的转变是当代戏剧观念的突破，也是戏曲现代戏在当下获得重要成就的主要原因。例如在闽剧《生命》中，表层事件的编织、外在冲突的构制实际并不困难，难的是表层事件、外在冲突如何与陈大蔓的内心转变结合在一起。陈大蔓最大的敌人不是追击的敌人，也不是工作方式方法和自己不一致的战友，而是她自己。而所有这些戏剧矛盾的解决无不是通过编导精心的情节构思和细节描摹得以实现的。在这出戏中，陈大蔓一出场就指责孕妇们“战火中还忙着当妈当娘”。这句唱词是展现陈大蔓性格的点睛之笔，显示了过往的经历在她身上形成的性格扭曲。之后，编剧通过设置陈大蔓曾经的情敌、富家女刘雪鸣，粗拙豪放的李大脚，善解人意的冰姑等一系列女性形象，以及暗恋陈大蔓的郑强和被俘国民党军医徐松等男性形象，从不同侧面、不同视角刻画陈大蔓对这些孕妇的拒斥、游移、接纳乃至善待的同时，也让陈大蔓对自身女性之美的拒斥、游移、接纳乃至善待的整个过程在观众面前袒露无遗。及至第五场，在冰姑讲述自己新婚之夜为丈夫数伤疤的经历和亲眼看到不同女人跟腹中胎儿的对话之后，陈大蔓最终完成了自我生命的发现，女性意识的复苏得以灌注于革命精神的表达，女性之美、母亲之美最终融汇于革命之光。
从题材的“禁区”到题材的“新区” ，闽剧《生命》完成了一次跨越。这次跨越足以说明，在红色革命题材的戏剧创作中，把革命者打造成六根清净、一尘不染、不食人间烟火的时代自然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为了强化世俗人性而刻意煽情滥情、拉低英雄的做法也不足取。从戏剧艺术的自身规律出发，创作出具体丰富的革命者形象，让其既有常人的人情人性，又有英雄之为英雄的超越常人之举，从而感动、陶冶、提升观众的精神，使之在获得审美享受的基础上赋予其适当的宣教功能，方是此类题材的创作方向。面对这样的题材，戏剧创作者理应超越“禁区”的偏狭僵化，“新区”的躁动热闹，而应确立一种更为冷静和客观的题材观念，那就是：题材无禁区，戏曲现代戏中的革命英雄永远是一座丰富的“矿区” ，因为他们最具人性，正是在人伦常情中观众才能获得共鸣；他们又能超越常人，正是他们自身超凡脱俗的革命公义净化和感召着观众。
（作者系中国戏曲学院《戏曲艺术》编审，北京市文联2021年度签约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