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世界电影生产与发展的脉络里，“献礼片”可以说是中国独有的一种自带创作话语和叙事形态的独立存在，其具有“上下兼容”和“教化与审美高度统一”的双重属性。然而在过去很长的一个历史阶段内，一提及“献礼片”或者“献礼剧”，尤其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就会面临“命题作文”等被观众先入为主的刻板印象。以往有相当体量的主旋律献礼片，叙事范式相对单一：以树立伟人和英模的光辉人物形象以供效法；以时间轴线爬梳重大历史事件，以“点连成线”的叙事模式来展现革命历史的横切面。而从近几年的献礼片（剧），尤其正值今年建党百年这个重要历史节点推出的建党题材影视作品来看，“献礼作品”已然呈现出了与以往“红色经典作品”在叙事方法、题材维度与命题边界、历史话语表达与人物主题取向上的不同形态。从叙事方法的创作转向与“命题边界”的不断延展，从而形成的题材类型多元化，到“人物中心论”的叙事策略，再到打破时空限定的叙事语态，赋予人物“青年”形象的继承性与对话性，最终使得当下以献礼影视作品为代表的中国新主流电影，从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背后的叙事体系中得到滋养，从而与中国叙事体系下的影视作品叙事逻辑，形成了一种双向互文。
建党影视作品创作方法的叙事转向、“命题边界”的不断延展，以及题材类型的多元化呈现
首先，从当下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建党题材影视作品的文本呈现上可以看出，当下的建党影视作品不约而同地完成了从时间（编年体）叙事到空间叙事的策略偏移。
传统意义上的献礼影视作品，如果按从时间与中国近现代叙事的历史节点作为题材划分，则分为革命（近代）历史叙事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与建设与发展（现当代）叙事的现实主义题材；从空间上来划分，可以分成重大历史事件情境发生地（如中共一大会址、罢工街头、起义地点、战役战区、汶川震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等），和常规情境发生地（如乡镇、职业工作场所、都市、家庭、服务场所）等任何空间情境。《1921》摒弃了以历史时间轴为线索的编年体书写，而聚焦在1921年4月到8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四个月的时局环境与革命者处境，以几位早期共产党人筹备中共一大作为主线线索；《革命者》则在时间上先定为李大钊就义前的38个小时，同时通过8个历史人物的旁观者视角，以闪回的形式来回顾革命者李大钊的“革命之路”，这种叙事上的尝试，让人物传记不沉湎于以偏概全的历史人物概貌之中，而是由点及面，集中聚焦在人物动态的内心世界、思想行动与精神境界之中。今年正值建党100周年这个重大的历史节点，着力于“建党题材的献礼剧集”具有代表性的三部影视作品《觉醒年代》《1921》和《革命者》，不约而同地一改以往“拉长线式”的单一编年体书写铺展整个党史脉络进行叙事，而是都步调一致地聚焦在建党前后某段特定的时间节点，在人物与历史事件的空间纵深中着重笔墨。这一方面呼应了“百年节庆”对历史节点的精准对位，同时也兼顾了市场与影视文本样态的差异化需求。比如《觉醒年代》作为电视剧集，体量容量允许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去铺展建党前期革命者群像中个体的思想、行动、情感与日常的多面性，叙事的纵深感会更强；而电影《1921》和《革命者》，借由电影在时空叙事和视听语汇上的多样性，分别以“筹备中共一大的前期准备”和“李大钊就义前的38个小时”两个集中时间点作为叙述主体，这样，从叙事策略上，创作者无需把叙事的精力放在兼顾时间轴中各个重大历史事件与人物的面面俱到和取舍上，反而可以深耕一个历史节点切面上的人物、空间和事件面貌。因此，今年的献礼影视作品，无论从时间跨度的长短还是人物群像或聚焦，在各家都“刻意避免雷同”的倒逼机制下，创作不但极少重复，反而呈现出对历史和建党精神内核的多样化呈现。
以往的献礼作品，整体上可能呈现出一种“命题作文”的被动指向，而实际上，“命题”既不是对题材选材的限定，更不是对表达方式上的限定，只是最后殊途同归，需要达成“上下兼容”的文本叙事效力。而“上下兼容”，则是共产党自身的叙事演变与发展要求，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相互兼容。真正能够书写历史格局、诠释时代真义，必然对人民有正向且真切的叙事效力，也必然走近人民，会从审美意识、文化意识和价值认知上与人民同心同德。且创作，无论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还是国防军旅、乡村振兴、重大事件、创业奋斗、当代都市等多种题材和叙事形态。各行各业、各种类型的故事，本身都应该被纳入主流叙事的范畴。献礼影视作品的拓宽与延展，某种程度上带动了新主流电影和主流叙事在题材类型上的多元化。
首先，一批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呈现出叙事样态与选材上的多元化。《觉醒年代》选取1915年到1921年作为历史节点，以《新青年》杂志从问世到成为党刊为贯穿，将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早期革命者从相识相知到走上不同人生道路为人物主线，穿插以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新青年革命者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线，再现了早期革命者联合热血进步青年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燃情岁月，以详实的成长历程与丰富的人物群像，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和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历史必然性通过人物驱动叙事的创作倾向外化出来；《红船》则聚焦于毛泽东的个人成长，以“寻找真理”作为主题指向，用“以人带史”的个体情感叙事方式书写人物，穿插结合文献史料，将一代伟人毛泽东在青年时代的“从成长养成到自觉自知”以个体叙事的形态得以一一展现，同时在影像风格上尝试将纪录影像和故事片两种样态进行有机杂糅，呈现出一种历史厚重感与年轻态青春向兼备、个体叙事化的“伟人传记”；有的作品以单元剧的形式将历史轴线上的若干个纵切面，以个体叙事的方式书写：《理想照耀中国》则展示了快递外卖起售、温州个体户、隧道工程师等行业从业者的众生态；《我们的新时代》通过青年党员不同的职业身份：社区志愿者、村官、排爆能手、制造国产飞机的技术工人和紧急救援等行业微观视角指向当下青年党员建设祖国与个人理想之间思想与行动的内在驱动力；《功勋》以8位“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为人物原型，以单元剧形式，将几位共和国建设者和个人事迹以个体叙事的方式得以呈现；《百炼成钢》以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的辉煌历程为主轴，通过八首具有鲜明时代烙印和精神表征的经典歌曲，以组歌单元叙事的方式进行呈现。
现实题材的建设与发展叙事，在叙事手法上也不约而同地呈现出“以人物驱动故事”的创作取向。《山海情》讲述了20世纪90年代，青海西海固人民和干部们如何响应和实践国家扶贫政策完成易地搬迁，在对口帮扶下将风沙走石的“干沙滩”建设成寸土寸金的“金沙滩”的故事。剧情虽以围绕脱贫攻坚政策落地铺展故事，但以人物见长，充分调动和凝聚情感共鸣；《大江大河》系列则通过三个小人物在时代变迁中的个人成长，展现中国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到90年代初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社会变革和思想浪潮，刻画改革实践者们的挣扎、觉醒和变化，侧面诠释了国营经济、集体经济、个体户三种不同经济形态下人与时代的紧密关联。从空间和地域上不拘泥于特定重大事件的发生地，延伸到农村脱贫攻坚到万众创新创业、大国工匠作为现代性议题，无论是带有重大历史印记的城市，还是社会主义当代中国的某一个村落，都可以“平起平坐”地作为建党题材电影的空间进行书写，将中国人民的自信自强与守正创新，个体诉求与伟大斗争，点滴日常与丰功伟业，都纳入主流影视的叙事体态中来。所以，无论是作为革命历史叙事的《觉醒年代》《1921》《革命者》《红船》等，还是作为现当代建设与发展叙事的《山海情》《大江大河》及《我们的新时代》等，以及尝试横纵贯通建党百年历史的单元剧《功勋》《理想照耀中国》等，在叙事的侧重与结构内核，以及叙事节奏和表述方式上，都实现了同时与历史对位也与当下紧密结合的样态。献礼作品在叙事文本形态的创作取向中，都开始呈现出集体把握历史与当下同频共振的书写追求。
今年的建党题材献礼作品，真正意义上赋予“以人民为中心”的人物中心创作方法论，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与辩证唯物世界观达成了实质上的契合，因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在电影《1921》中有一段情节：当李达给《新青年》翻译的稿件已经被送去印刷时，忽然想起来有一处翻译不够准确，为此他专门跑去一趟印刷厂，坚持要把“百姓”改成“人民”。虽然在很多人看来，改与不改并无区别，但是李达坚持认为“百姓”只是被迫接受统治的对象，而“人民”则意味着旧社会已经过去，“人民”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新的中国，是属于人民的国家；新的时代，是属于人民的时代。而“人民”恰恰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心的逻辑与主线。这样的情节相较于传统献礼片，对观众认知“人民与中国共产党诞生之间的内在必然”有情感带入和价值外化的双重作用。
同时，历史的书写如何转化成当代的书写，历史语境如何转化成当下语境，历史中的“大人物”，成为创作中的“小人物”，在革命历史光谱能够客观准确书写的前提之下，影视创作可以借由历史史实中可能微不足道的细枝末节延展开来，让人物侧写成为描摹革命历史人物的一种书写方式，实现借助人物让历史语境与当下语态，完成超越时空文本对话的可能性。 《觉醒年代》在呈现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甚至辜鸿铭等历史人物的表面倾向性上，作了用心且尺度得宜的统合与细分，比如李大钊具有上下兼备的“江湖气”，能与文人贤士推杯换盏，也能与劳苦大众相谈甚欢，既有江湖情义同时也耿直不阿；蔡元培同时身有民族大义和兼容并蓄，但有时为了给师生开辟更为自由的教育环境，自己也能够在各色人等之间适当地“左右逢源” 。电影《革命者》中有一处令人动容的写意情节，就是作为共产党早期创始人开启建党伟业的先驱李大钊，与开启建国大业的领袖毛泽东一同在景山上看北京，形成了革命者之间超越时空的一种革命情谊的历史对话，充满继往开来的情怀和寓意。
以《觉醒年代》《1921》《革命者》三部影视剧对革命历史叙事的突破和探索，并非照搬西方类型叙事的“造梦”机制，而恰恰是“解梦”，让电影与观众互相参与到各自时代。这种创作取向背后的叙事话语，出于坚定真理而有血有肉清晰可见的理想坚守。这是当今献礼影视作品在创作的倾向性上，能够基于当下时代和人民的精神需要，所产生的具有革命性的叙事转向。简而言之，以当今献礼影视剧为代表的新主流影视创作，呈现了描摹诠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叙事话语转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所说，“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这契合了“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作用于主流电影创作从单向输出向文本双向叙事转向的精神内核和源动力。
打通时空限定的叙事语态，赋予“青年”人物形象的继承性与对话性
以新时代建党题材影视作品为代表的新主流电影叙事，由此呈现出以人民（人物）为核心，以革命（建设与发展）为主线，个人理想与民族复兴（家国情怀）统合作为既定主题，从而完成了影视作品内在叙事逻辑的建构与演变。以往我们会以“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来框定献礼片的创作，而如今在新时代语境下，主流影视作品不再局限于只依靠回顾革命历史来舒展爱国情怀，或者塑造传统的英模榜样来唤起青年一代的追逐效法，而是尝试与当下的青年一代建立情感联结和价值共振，尝试打破单一时空意义上“革命先贤与后代”的代际差异，而是“作为青年人”的革命者与“同样是青年人”的当下一代发生情感共振、思想共鸣与价值匹配的“有效对话”。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一百年前，一群新青年高举马克思主义思想火炬，在风雨如晦的中国苦苦探寻民族复兴的前途。一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一代代中国青年把青春奋斗融入党和人民事业，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
当今的年轻受众，呈现出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体制优越性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取向的高度认同感。所以跟随着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脉络，我们的创作语态和在主题表达的话语投射上，也应从曾经单一以追求民族批判和“苦大仇深”来指向坚苦卓绝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内核，转化成革命者与建设者在各自的时空语态里同为青年一代，有着一脉相承的豪情壮志与热血青春，从而从超越历史语境的角度来表述民族认同与道路自信。
综上，当下以献礼影视作品为代表的中国新主流影视作品，从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背后的叙事体系中得到滋养，从而与中国叙事体系下的影视制品叙事逻辑，形成了一种双向互文。得益于当今中国影视创作语态与市场环境之间的共生关系，使得“献礼片”这个一度“远在天边”甚至与市场分庭姿态的影视作品独有样态，如今也融入到市场和大众传播的语境中来。从《建国大业》和《建党伟业》的开创性探索，到如今已经不再借由“数星星”换取观众注目的逆市场操作来获得市场认可，而日趋成熟且更为细分。在此过程中，“民营着力于现实题材、官方国企专注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生产划分边界也正在被调换和打破，越来越多的国企在现实题材上逐渐开始发力，而网络平台背景与民企也开始自主性地对革命历史题材产生兴趣。这种创作语态和生产机制上的双重变化，其实本质上，是文化强国背景下，影视叙事体系中国化的一种探索与实践。在当下“讲好中国故事”背后的精神源头，是从中国共产党的叙事体系与精神谱系而来，且依赖于中国共产党执政体系发展的动态过程中不断完善的制度保证、不断生成的道路自信和更为坚实的国家发展生态物质基础，以及实践团结人民参与并成为主动生产文化艺术的精神力量作为支撑。换言之，在献礼作品甚至延伸到新主流电影对市场化、大众化和话语权威性三位一体的迫切需求并成为一种倒逼创作的文化语境下，多方能够将创作人才汇聚到一起，并赋予其更为充分的创作空间，反而凝聚成了一种合力。这种合力背后的深层逻辑，是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党总揽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的一种体现。中国叙事体系的建设，以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下的叙事体系建设为前提，同时也为影视作品创作提供了一种方法论。为创作导向寻找精神谱系的源头所在，是将中国共产党叙事体系作为一种影视创作方法的动力基础。
“文以载道方知出处，艺以授意方知去处”。厚植于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与精神谱系下的中国叙事体系，不断践行使命，献礼作品才能真正让“献礼”成为一次次对创作自身的“洗礼”，从而更好地践行初心，服务人民，让中国的影视作品能够站在时代浪潮与历史变局的最前沿，不断迈出坚实的步伐。
（作者黄丹系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授，汪晓系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