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上看，粉丝文化长期作为一种亚文化门类而存在，并且和主流文化有着一定的隔阂。美国著名传播与媒介学者亨利·詹金斯在《文本盗猎者：电视粉丝与参与式文化》中，就提到了主流审美对于大众文化中粉丝群体的不屑：“热爱这些文化产品的人往往被认为是智力低下、心理不正常或者情感上不成熟的人。”从中国语境来看，在选秀节目诞生之前，粉丝文化同样相对小众。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虽然伴随着大众文化的崛起，尤其是港台流行文化的输入，也存在着广泛的追星现象，但并未形成规模化、群体化的效应，而更多表现为一种个人行为；同样，此时的明星尚未具有偶像的身份建构和文化自觉。2005年《超级女声》的热播，深刻影响了中国粉丝文化的生态。“草根偶像”与广泛的群体参与，不仅建构了一条以选秀节目生成偶像的叙事方法，更建构了大众参与制造偶像、热爱偶像的“粉丝自觉”，深刻促进了中国粉丝文化的生成和发展。不过，彼时这一粉丝文化的建构，更多处于一种自由自发的状态，生态较为简单和谐。而伴随着对于韩国造星模式的引入，偶像文化在我国确立，粉丝和偶像的互相依附成为一种基本的生态模式和商业手段，粉丝文化由此进入一个高度组织化、圈层化的阶段，并与娱乐资本发生了密不可分的联系，在这一意义上，粉丝文化进一步发展成为了“饭圈”文化。
粉丝文化是一个涵义较为宽泛的概念。一般意义上，粉丝文化可以泛指一切的“迷文化”，这是一种古今皆宜的定义。而在当代文化语境中，伴随着新媒介而来的新型社交关系的兴起，粉丝概念也日趋泛化，并充分延伸到经济领域中，形成了鲜明的“粉丝经济”的视野。例如，基于直播平台的明星带货，就是一种典型的“粉丝经济”的呈现。故而，粉丝文化之于当代的文化、经济都有着深刻作用，并由此远远超出了作为亚文化形态的传统粉丝文化，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同样，“饭圈”延续和发展了粉丝文化愈发重要的社会影响力，“饭圈”所代表的女性特定审美方式不仅对于娱乐圈文化生态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运作模式本身亦构成了娱乐圈的重要组成。“‘饭圈’女孩”由此构成了文化领域的重要力量，深度参与了大众文化的形塑。而这一影响力，同样可以扩展到经济和政治领域。例如，“饭圈”文化与主旋律文化的融汇，已经成为一个颇为显著的现象。“二次元爱国主义”“‘饭圈’女孩出征”都体现了“饭圈”与主旋律文化的融合。可以说，粉丝文化是当代最具基础性的文化生态，而“饭圈”亦成为了主流的文化模式。
在此，粉丝文化和“饭圈”所蕴含的积极情感价值无需多言，而当代对于“饭圈”和粉丝文化的认识，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大众媒体，都更多看到了其更具创造性和影响力的一面。例如，同人文化和二次创作（“产粮”），就被认为是粉丝文化和“饭圈”模式的创造性发挥。不过，必须看到，在从传统文化向“饭圈”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其文化伦理、组织模式已经与传统的粉丝文化发生了深刻的不同。在传统粉丝文化中，追星是个体化的行为，粉丝与偶像（明星）没有直接联系。而在当代的“饭圈”文化中，偶像被定义为粉丝的消费对象，偶像塑造自己的形象和“人设”，而粉丝则收获情感的愉悦。同时，粉丝也有义务参与制造偶像，这种“养成”的成就感也是粉丝的核心快感生产机制。故而，“饭圈”模式中的偶像和粉丝各自保有对于对方的伦理义务：粉丝供养、培育偶像，而偶像则爱护、回馈粉丝。在这一过程中，粉丝形成了对于偶像的“狂恋”，而偶像则全力满足粉丝的需求。吊诡的是，这一粉丝和偶像高度的情感黏连却恰恰是基于市场逻辑和消费主义而建构的；也正因如此，“饭圈”逻辑同样显示了一定的价值悖谬，这伴随着“饭圈”文化影响力的扩散而更为凸显。
首先，“饭圈”文化生态中粉丝与偶像之间的关系展现了一定的伦理风险。粉丝对于偶像的强烈情感投射与日常生活边界的模糊带来了显著的问题，这不仅呈现在“私生饭”这样的现象之中，更表现为对于粉丝的情感状态和日常生活的影响。与之相对，偶像的存在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悖逆了自然人的状态，“人设”不仅带来了关于“真实”的伦理问题，也带来了对于偶像个体生活的直接困扰。例如，在粉丝文化的惯例中，偶像具有不能恋爱和结婚的义务，这一约定俗成的事实的合理性显然还存在进一步的探讨空间。而与粉丝文化内生的伦理风险相比，粉丝文化与资本逻辑的结合则带来了更为显著的问题。伴随着当代娱乐工业的发展，资本对于偶像文化的影响和控制也更为显著。在当下，比如资本通过选秀节目的选拔，成为塑造偶像的基本力量，而粉丝也欣然接受资本所给定的“爱的供养”的方式，将情感与资本逻辑直接关联起来。“白嫖”“氪金”等“饭圈”话语凸显了以金钱和资本为评价标准的粉丝情感伦理，这在当下的粉丝文化场域中成为基本的价值标准。然而，这一现象不仅异化了偶像与粉丝之间的关系，更使得“饭圈”文化在市场与资本的泥沼中越陷越深。近来的“倒牛奶”事件，无疑成为了这一现象的典型反映。《青春有你3》选秀节目策划粉丝为偶像打投助力需要购买赞助商的牛奶并扫描瓶盖二维码，某些粉丝买了牛奶全部倒掉，只是为了支持偶像，这一事件引发了广泛争议。
正是在与资本逻辑的深度结合中，“饭圈”文化显示出深刻的为资本所形塑的风险。目前的“饭圈”生态，已远远超出了正向情感投射与良性反馈的粉丝文化本意，而成为资本引导下制造话题的舆论战场。比起恬淡从容的“佛系”追星，高度组织化的“饭圈”不断渲染和强化对于偶像的情感投射，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集体性的情感狂热。吊诡的是，这一情感状态往往是通过与“黑粉”、其他偶像粉丝、其他类型粉丝的残酷舆论大战来获取的。而这种情感状态则会进一步发展为对于偶像的盲目维护，从而彻底丧失积极情感的意义和边界。与之对应，通过营销号的渲染和资本的引导，“饭圈”文化整体上形成了一种狂热的竞争模式。从各种各样的排行榜，到所谓的“番位”“流量”之争，乃至最终的粉丝“氪金”能力的比拼，“饭圈”文化形成了围绕粉丝生产力而进行的“战争”。与这一模式对应的，是“拉踩”“提纯”“撕番”等各种琐碎和狂热的操作，这使得特定粉丝群体往往体现出高度的独一性和排他性，而不同粉丝群体则陷入了无休止的争议、排斥甚至仇视之中。这种以“敌对”来营造“喜爱”的“饭圈”语法内生于当下的“饭圈”生态之中，使得时下的“饭圈”唾液横飞、戾气深重，凸显了其对于积极的粉丝文化情感逻辑的异化。
同时，这一“饭圈”话语与时下的资本生产逻辑进一步结合，对于文化生产本身造成了严重的伤害。首先，作为一种审美形态，“饭圈”文化将审美本身从文本彻底转移到偶像本身，这带来了审美内涵的狭隘化和形式化。事实上，詹金斯所定义的亚文化粉丝具有鲜明的文本指向；而即使在我国上世纪末的追星文化中，明星的才华也是其魅力的前提和基础。而在从明星到偶像的变迁中，偶像个体本身占据了更为突出的位置，粉丝审美也更多集中于对于偶像形象、气质、“人设”的关注，这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对于文本审美的扭曲。例如，对于偶像参演的影视剧，粉丝更侧重关注偶像的“番位”、造型、“人设”，而轻视文本的总体呈现，从而导致了审美的片面化。其次，“饭圈”文化扭曲了正常的文化评价机制。饭圈粉丝热衷于通过打榜、制造流量（点击率）等方式制造虚假繁荣，造成了日益扭曲和虚假的文化环境。而通过养号、控评等方式，在微博、豆瓣、 B站等媒介平台控制舆论，扭曲真实评价，更是这一逻辑登峰造极的体现。从当年《小时代》引发的粉丝群体出动，再到《有翡》在B站引发的舆论战争，这一现象愈演愈烈，已经严重破坏了正常的大众评价机制，对当代文化生态形成了深刻的扭曲和破坏。
流量逻辑是资本与粉丝文化相结合的最为典型的呈现。在此，流量不仅是一种理念，更加是一种文化生产模式。以电视剧制作为例，自2015年以来，影视剧生产进入IP时代，IP表征了生产上游，即文化内容本身的流量属性；而偶像与粉丝文化则保证了文化接受层面的流量模式。故而，大IP与偶像明星的结合，依托于“饭圈”和粉丝文化，成为了近些年资本最为核心的生产逻辑之一。在这一模式中，粉丝通过刷点击量、打榜、参与话题，源源不断地从数据层面制造流量，保证了剧集和偶像的热度与“繁荣”，反过来又助推资本不断深化这一模式。总体来说，这一模式将影视剧生产重点从其质量转移到流量与话题的营造，从而造成了其美学水准的普遍低下。自《盗墓笔记》开启了视频收费的流量模式以来，流量模式已经助推生产了数不胜数的劣质作品。时至今日，流量模式与大平台垄断相结合，在粉丝文化的助推下更加变本加厉，一定程度上甚至出现了凡是“大制作”皆为“烂片”的奇葩现象，更深刻揭示了这一由资本和粉丝文化紧密结合的生产模式对于当代文化生产的严重戕害。
总体来说，近些年以来，“饭圈”文化已经深度融入资本所塑造的文化生态之中，共同塑造了当代文化流量化、圈层化、低幼化等不良生态，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此外，通过肖战粉丝事件、“倒牛奶”事件等现象，可以看到“饭圈”情感狂热的文化生态所造成的影响，已经从文化领域延伸到普遍的社会层面，其危害性不可低估。在此，不可对饭圈所造成的危害视而不见，但亦需要尊重粉丝的审美自由和情感表达。最为重要的是，当代“饭圈”所显现的种种不良倾向，是由于其与市场机制和资本逻辑的深度结合而产生的。“饭圈”文化所体现的将情感金钱化、数据化、资本化的趋势，正是资本将其对于大众的规训方式延伸到情感领域的鲜明呈现。故而，对于“饭圈”文化的批判，应当建立在对于资本的分析和反思的基础之上。同样，对“饭圈”文化的抵制和批判亦是一种认知意义上的实践方式，只有推进正常的文化批判，强化恰当的审美方式和价值体系，才能有效地改变为“饭圈”所扭曲的文化生态，倒推资本改变其文化逻辑，推动中国文化产业的良性发展。
（作者系西北大学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