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工业美学”的理论自觉与中国电影学派的学术探求

　　——专访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影视戏剧研究中心主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陈旭光

　　多年来，随着市场发展和媒介技术迭代，中国电影经历着工业化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强大趋势，尤其近年从《战狼》系列、《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等相继创造“新主流大片”崛起的气象和态势，到中国首部“硬核科幻”《流浪地球》成为“爆款”，高歌猛进的创作不断刷新中国电影票房神话的同时，也创造了中国电影工业化的全新高度。新格局新业态新挑战呼唤新的理论观照并引领新的实践发展，这也是中国电影学人努力探索的自觉追求和使命担当。近年来，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影视戏剧研究中心主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陈旭光应势提出并潜心探索的“电影工业美学”概念和理论，逐渐成为颇受业界关注并引发争鸣的学术热点。继去年主编《新世纪、新美学、新转向——“电影工业美学争鸣集》后，他新近推出作为“中国文联文艺出版报刊精品工程项目”的个人学术专著《电影工业美学研究》，梳理呈现了“电影工业美学”理论的系统建构和研究的学术肌理与诸种收获，也开启了“电影工业美学”体系的建构。那么何为“电影工业美学”？这一理论何以弥合工业与艺术及其相关的多种二元对立？之于中国当下电影学术话语建构以及创作和产业实践意义何在？本报记者专访陈旭光，略窥一斑。

　　记者：2017年，您在第26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的“中国电影论坛”上首次提出了“电影工业美学”的概念，并得到了诸多学者的呼应和支持，这成为学界建构“电影工业美学”理论和话语体系的一个起点？

　　陈旭光：是的。那次会上我提交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中国导演新力量与电影工业美学原则的崛起》，其实当时并没有特别自觉。也许是研究新诗出身，我写文章时想到了上世纪80年代《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崛起的诗群》等文章。当时在现场听我发言的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常务副会长张卫却很关注这个术语。在随后我们一起参加的《当代电影》组织的学术对话中，他特别提到我在会上提出的这个术语，这使得我对这个术语或理论的思考更为自信自觉了。从这个角度说，称张卫是我的伯乐也不夸张。

　　记者：那么您如何定义“电影工业美学”？

　　陈旭光：“电影工业美学”，简要而言就是“对电影的工业美学的建构”，可以理解为——电影的“工业美学”的建构；或——电影的“工业加艺术”的美学建构，但就是不能理解为“电影工业”的美学。

　　简言之，电影工业美学理论是在中国电影的现实背景下，对以新力量导演为主体的电影观念和创作美学的概括和提升，也是在本体论意义上，对“电影是什么？”“电影有什么功能？”“电影该如何做？”等问题的思考。这既是对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发展的总结，也是未来发展的某种“顶层设计”。电影工业美学试图建构一个务实有效的理论体系，在强调工业意识理性精神的同时，坚持美学品格的基本保证，以及艺术质量的提升。体现为商业、媒介文化背景下的电影产业观念；对“制片人中心制”观念的服膺；类型化电影实践；“体制内作者”“剧本医生制”等方面。这些方面从电影作为核心性文化创意产业的生产链条或环节看，则涵盖且又远不止于世界本体、生产主体、影像世界、观众市场等。

　　记者：可以看出，“电影工业美学”是努力切合时代现实需求的理论实践，那么是什么直接引发您提出这一理论？

　　陈旭光：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我强烈地感觉到——第六代导演之后的新力量导演与第六代导演太不一样了。我文学博士毕业最早介入电影研究时，主要研究第六代导演，因为我们是同龄人，都有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气质。但到90年代，一些与第六代导演非常不一样的新导演出现了。我试图概括从“第六代”到“新力量”的这种美学变化。这个变化就是一种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这就是电影工业美学。

　　另一方面，中国电影发展出现了增幅放缓的“新常态”。不再以30%的票房速度增长了，常常“遇冷”，甚至“遭遇寒冬”，现在又经受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压。本来中国电影业一直在吃影院银幕和人口的红利。但是过了这个“吃老本吃红利”的时候，我们就要向效率去要速度、增速。那么，怎样把电影真正当成一种可持续、可设计、可操作的工业而进行规范化运作，能够基本准确预期票房，能够通过各种精算、算法，计算出大致收入？中国电影的市场、投资、生产，能不能规范化、理想化、有章可循？电影市场当然不是“赌场”。

　　这几年中国电影界，一定程度上观念混杂，各显神通，有的坚守“导演中心制”、艺术电影美学，有的“财大气粗”，以为有了资金、工业技术就战无不胜了——这显然都是片面的、有问题的。那么，工业和美学、市场与艺术、体制与风格等，能不能结合、折中、叠加？能不能求同存异？能不能综合各种矛盾冲突，营造和谐的“共同体”？

　　对这些问题的问题意识，可以说是孕育“电影工业美学”思考的出发点。

　　记者：您的“电影工业美学”理论探索试图打破工业与艺术及与之相关的多组二元对立，主张电影工业生产特性和艺术审美特性的折中、融合即对立统一，强调不是一种超美学或者小众精英化、小圈子化的经典高雅的美学与文化，而是大众化，“平均的”，不那么鼓励和凸显个人风格的美学，力求打造一种中和的、平均的“常人之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主张？

　　陈旭光：这可能是我越来越觉得，电影最主要的文化定位似乎应该是大众文化，而不是精英文化，这更与其他艺术如高雅音乐、美术等艺术的定位不一样。虽然我们也不排斥艺术电影，也不拒绝“作者性”，也不是说大众文化就与人文精神等无缘，而是要强调和转换观念——电影主要为普通大众服务。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文艺必须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今天，我们不仅要为所有的观众即人民服务，更要注重为成为主体的青少年观众服务，要考虑他们在今天互联网、游戏、多媒体时代生成的独特的思维习惯、审美心理，比如我提出的“想象力消费”心理。

　　记者：随着学界对“电影工业美学”的关注与热议，相关探讨争鸣以多种形式相继展开，您如何看这一理论引发的争鸣？

　　陈旭光：学术争鸣是很重要的学术发展途径。理论思考的过程伴随着争鸣呼应的声音，肯定是一件好事。这些不同的声音从不同的维度，在不同的程度上丰富且深化了理论思考。正是这些知识再生产的理论批评实践，使“电影工业美学”获得了内生性的动力，使得理论有可能在汲取、借鉴中继续改进深化。

　　老实说，客观、科学、平心静气，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百花齐放的学术争鸣是学术研究期待的局面。电影工业美学引发关注和争鸣，我感到非常幸运，感恩。我希望经过论争，我会有更为深刻的自我反省，也会有进一步的思考和建构。当然，我更希望有更多的业界人士加入关注和探讨，不希望这个理论仅仅限于电影学术圈。我也真诚希望更多的、富有锐气的青年学者加入建设。电影工业美学理论是多元、多维度，也是开放的体系，有很多“空框”“空地”和漏洞。有一些方面我只是指出了其重要性和下一步可能的方向性，而实际上，有些方面我可能做不了，无论从精力看，还是从我的知识结构上说。

　　记者：您的“电影工业美学”理论探讨努力以西方理论和中国话语的融合、历史视野与现实观照的兼顾来延伸中国电影理论和观念，拓展中国电影理论与批评的话语空间，更期待以此实现对中国电影实践的引领与指导价值，这其中有您对中国电影工业实践怎样的愿景？

　　陈旭光：谢谢你的高度评价。实际上我对中国电影最大的愿景很简单，就是“常态化可持续发展”和开放、规范的市场化竞争。怎么说？中国电影的发展需要转变观念，尊重电影市场的可依循的规律、规则，尊重市场和观众，更不要有“赌徒”、投机心理，也不要自我膨胀，而是老老实实，集体协作，创意制胜，做好“体制内的作者”。

　　记者：电影的“想象力消费”是您近年来深入研究的理论和批评命题，对当下互联网时代科幻、玄幻、魔幻、动画及影游融合游戏改编类电影实践、受众艺术欣赏及文化和经济消费进行深层观照和探源，这也是“电影工业美学”理论建构的进一步丰富，那么如何在其理论视野下更好地助力和提升当下批评格局和创作实践？

　　陈旭光：对。我们都看到，近年来，随着科幻大片《流浪地球》的热映热议，电影的“想象力”问题凸显了出来。这并非偶然。记得刘慈欣曾说，“想象力是人类所拥有的一种似乎只应属于神的能力，它存在的意义也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当然，与经典文学艺术的想象力美学有所不同，互联网时期电影的想象力表达和“想象力消费”有自己的新特点。需要我们与时俱进，进行“知识再生产” ，创新学术话语方式和话语体系，这才有可能创新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才能有效阐释中国电影的新现象、新态势、新美学。

　　实际上，早在十多年之前，我就开始关注中国电影的想象力问题。我甚至写过一篇题目就颇具冲击力的文章《中国电影想象力缺失的反思》。这是因为我感觉到中国科幻电影太不发达。那么科幻电影不发达，我就设想——能不能玄幻、魔幻类电影先发达起来，补足一下中国式想象力的不足呢？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对玄幻、魔幻类电影很感兴趣。评论徐克的狄仁杰系列电影时，我还希望一个“魔幻大片时代”的来临。后来，我承担了国家重大课题招标项目“影视剧与游戏融合发展及审美趋势研究”，又关注一种超越现实、游戏性、拟像性的影游融合新美学。总之，我极力呼唤中国电影“想象力消费”时代来临。在我看来，“想象力消费”类电影，说明年轻观众对拟像环境的依赖与“想象力消费”有巨大的需求。这也是对电影工业美学理论建构的丰富。因为这一类电影的技术美学特点、工业化程度都是很高的。

　　这个理论同样源自现实和问题意识，在方法论上则中西融合开放，我认为它也是中国电影学派的有机组成。

　　记者：作为中国电影学术话语建构的重要内容，“电影工业美学”与“中国电影学派”这一理论命题之间有着怎样的学理关系？

　　陈旭光：可以肯定地说，“电影工业美学”的理论建构与争鸣探讨是“中国电影学派”理论建构的重要内容，也凝聚了中国电影学人的集体智慧。“电影工业美学”争鸣是中国电影学界一次认真的学理性讨论，是理论界与实务界一次有效的沟通。

　　电影工业美学理论在方法上，强调更为实证的“中间层面”方法。同时努力争取从电影研究向跨学科研究的衍进。

　　关于电影工业美学与中国电影学派的关系，我想借用我在《电影工业美学争鸣集》的编选序言中的话来表白：我相信“电影工业美学”会为中国电影学派的理论建构提供一种借鉴。中国电影学派体大思精，它不仅意味着中国电影学术影响力在世界范围内的认同，更意味着中国学派在世界学术之林中的崛起。因此，在中国电影学派不断回溯中国传统文化，从丰富的中国艺术和中国文化中寻求现代转化的可能时，“电影工业美学”也提供了一种建设性意向：那就是回到历史经验中去，回到现实实践中去，回到问题中去。从问题出发，以问题为中心，以问题意识去贯穿历史，用实践来解决问题，始终抓住电影本体，始终扎根中国语境与中国现实。那么，思想的穿透力就会令人信服，理论的学理性和生命力才会长存。

　　记者：在您与其他学者就电影工业美学的诗性内核与建构的探讨中，体现出构建“中国的电影工业美学”的冲动和诉求，其所延伸和关涉的中国电影应该如何更好地建立本土化的美学追求，正是中国电影界应有的自觉追求和使命担当。

　　陈旭光：是的，建构中国电影学派现在是一种理论自觉，甚至是国家层面上的一种“顶层设计”，是国家重大招标课题。我希望“电影工业美学”和“想象力消费”理论都能在中国电影学派的建构中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在很大的程度上，“电影工业美学”的争鸣，已经成为近年电影理论界之争鸣热点且对业界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电影工业美学在方法论上应该从“二元对立”开始，又超越“二元对立”，进而走向历史“多元决定”，为建设开放多元的中国特色的电影理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添砖加瓦，贡献力量。

　　记者：期待“电影工业美学”体系的建构作为“中国的电影工业美学”的前奏或理论准备，共同建构和丰富以“中国电影学派”为核心的中国电影学术话语体系，进而助推中国电影工业产业实践在新时代攀登新高峰。

　　陈旭光：电影工业美学的总结与提出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在学界业界同仁共同关注的前提下，立足现实，密切关注国家电影产业战略发展，及电影现状尤其是新生力量导演创作的结果，凝聚了很多人的智慧和努力。而且，虽然“电影工业美学”应该说比较“接地气”，因此引发了还算热闹的学术争鸣，虽然我的将近50万字的个人论著《电影工业美学研究》也已经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但学术建设仍然远远不够。中国电影学派建设的学术理想期待我们要继续“接着讲”。

　　更何况，我也感觉到，电影工业美学建构过程中实际上也暴露了自己的不足。如思想的穿透力还可以加强，尤其是把“电影工业美学”上升到哲学层面的思考还不够；从体系性建构来说，当然， “电影工业美学”只是初步建构了一个体系。这个体系的每一个维度，都值得各自深入，都可以写至少一本大书。就此而言，我只是“但开风气”，体系的建构和完善则远未完成。因此，我似乎是刚开了个头，还有很多工作需要继续开拓，尤其是当下电影的新观念、新技术、新模式亟待理性分析和思考，像影游融合、想象力消费、跨媒介传播等等。另外，从内涵建设来说，工业化的很多流程创新、技术创新日新月异，建基在新技术之上的美学新变层出不穷，学科跨界所产生的知识再生产，对研究者跨学科知识背景的重塑等，都需要“接着讲”。

　　让我们继续共同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