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电影《九零后》海报

　　钱穆先生说“治史者当先务大体”，这话也适用于历史题材纪录片。纪录电影《九零后》中，导演徐蓓创造性地呈现了中国大学史上最耀眼的一颗明珠——国立西南联大。这部电影是她在2018年完成五集系列电视纪录片《西南联大》后，重新构思剪辑并增加一些素材拍摄完成的新作。影片由10多位成就斐然的西南联大“明星”学子讲述从1937年至1946年期间，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先南迁到长沙，再南迁到云南，建立西南联大，师生们在西南联大刚毅坚卓、弦歌不辍的学习和生活。这是一部制作精良，颇具诗意的历史文献纪录片。

　　历史文献纪录片源自20世纪20年代的苏联，奠定其类型的是艾瑟·苏勃。她主要根据尼古拉二世的家庭录影剪辑了长片纪录电影《罗曼诺夫王朝的衰落》。原本王室生活的家庭录影，在苏勃的剪辑台上成为揭露他们腐败生活的历史证据。该片成为此后几十年历史文献纪录片的典范。后来，随着电视媒介的快速崛起和新闻节目主持人的流行，历史文献纪录片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历史文献与采访密切结合形成一种新的电影风格。20世纪90年代以来，纪录片创作的观念愈趋开放，除了文献资料之外，采访、搬演、动画、歌曲、音乐等皆可出现在文献纪录片中。近年，中国的《冲天》和《掬水月在手》即是这类纪录片的佳作。《九零后》在电影形态上尽量规避文献纪录片那种单调的文献史料和喋喋不休的画外解说，而是设法将影片的“过去时态”转换为“现在进行时态”，比如片名让两个完全不同年龄层的群体形成名称上的同体；不用全知视点的解说，以第一人称视点的口述或以读日记、信函、诗歌的形式来推动影片的叙事等。

　　《九零后》的文献史料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日本军机轰炸以及战争等场景的活动影像；一类是关于西南联大师生的老照片、活动影像、书籍文稿等证据性史料。第一类的史料镜头很难分辨出精确的时空，是普遍意义上表现战争的镜头。《九零后》往往将这类镜头镶嵌在现在时空唯美的空镜之间，以视觉的反差来实现象征意义的对比。如影片开始金黄灿烂的银杏树叶等空镜，晶莹剔透、美得令人屏住气息的冰挂随着一声敌机的轰炸声纷纷碎落。而第二类证据性史料中，从那些“恰同学少年”的旧照到眼前的耄耋老人，观众在五味杂陈中看到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坚定和优雅。从《西南联大》到《九零后》，导演对这些史料考证谙熟于心，通过旁征博引这些证据性史料、采访或其他自述性材料，巧妙勾连来塑造鲜活的人物形象。尤其是在表现奔赴战场并倒在抗战胜利前夜的缪弘先生的人格形象颇显才气——以缪弘的诗歌《挣脱》来表现他冲破带有“汉奸”烙印的家庭桎梏、追求理想的狂喜之情，又以他的诗歌《血的灌溉》来为年仅19岁牺牲的自己做了生命的注解。影片以这种方式让观众“认识了一个人，也认识了那个时代”。

　　《九零后》的文艺气质很浓，一个突出的艺术手法是在叙事过程中不时插入一些绘画场景。如对杨振宁和邓稼先湖畔树下吟诵唐诗《吊古战场文》的描绘：一人昂首立于湖畔吟诵“河水萦带，群山纠纷……”，一人树下捧书细看。中国文人壮怀激烈的气质跃然而出。还有西南联大师生“跑警报”的场景：金岳霖拎着装满书稿的公文包，接着是傅斯年扶着患有眼疾的陈寅恪的背影，镜头再拉开一点又是费孝通牵着身怀六甲的妻子。那种凝滞厚重的静态绘画反衬出即便是“跑警报”，西南联大人依然从容和斯文，并无任何恐惧和慌乱。这些绘画的插入既弥补了影片叙事“桥段”部分证据性史料的匮乏，又象征性地突出了影片的主题。

　　影片最浓郁的文气来自于人物。影片开头，随着1938年美国电影《翠堤春晓》的英文主题歌声，镜头横移到一个小院外，翻译家杨苡出现在镜头前，杨振宁、巫宁坤、潘际銮、许渊冲、王希季、马识途、张道一等耀眼的“明星”知识分子们讲述着他们记忆中的西南联大，影片并无意全景式地还原那段历史，而是注重表现这些“明星”知识分子的人格魅力和才华之美。杨苡是影片贯穿始终、着笔较多的女性，她在巴金的小说《家》的启发下逃离封建大家庭，以南开大学复校生的身份加入西南联大，始终少女般地崇拜着哥哥杨宪益和巴金；巫宁坤带着哭腔说“没学上了”；从西南联大的校歌“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受到激励、立志做人杰的王希季，认为国文轮教课不够有系统性的杨振宁，等等。这些知识分子身上具备的双重性格：一方面是儒家那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家精神至上的品性；另一方面，他们具有开放、包容、自由的思想，追求一种纯粹的境界，他们融汇了东西方文化的优长而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电影《九零后》在还原西南联大历史真相的过程中，聚焦于个人才华和个性魅力，但我们很难从影片中看到他们在西南联大期间学术上和思想上的成长和变化。譬如闻一多从一个曾经的“国家主义者”转变为一个民主战士，最后被国民党暗杀，而影片并未涉及闻一多爱国思想形成的过程，只有结果，这使观众无法进入人物思想的深处。彼时的西南联大不仅是一所研究学问、传授知识的最高学府，也是一所最具政治活力的大学，这当然也使它成为国内各派政治力量的秘密角力场，这点在《西南联大》和《九零后》均未有涉及。1941年考取西南联大的原中共鄂西特委书记马识途说：“当时在联大的政治力量十分庞杂，有特务的力量，有云南的地方势力，有张国焘的“非常委员会”的特务势力，还有‘托派’的势力。”西南联大人在如此复杂的局势中“颠沛必于是，造次必于是”，激情不减、弦歌不辍地接续着中华文化的星火和中国现代大学的精神。影片对这种源动力问题的回避，使其作品不可避免地沉迷于历史枝节的描述中，那段历史的焦点也就显得模糊。

　　另外，《九零后》的结尾部分宣教的腔调显得有些浓郁。但是，影片将西南联大从一个大学的校友个体记忆变成了一个全民的公共记忆，我想，这是纪录电影《九零后》的重要意义所在。

　　（作者系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