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肩头的伫立与守望

——写在无锡民族乐团大型民族交响史诗《光明行》首演之后

　　近日，无锡民族乐团自2020年成立以来的首部大型舞台创作——民族交响史诗《光明行》首演圆满落幕。作品由罗麦朔作曲，总时长70分钟，分为7个篇章：“序曲”“受难”“我向哪里去”“月下歌”（琵琶与乐队）、“燃烧”“良宵”（二胡与乐队）、“尾声：春雷”（二胡与乐队）。指挥为无锡民族乐团首席客座指挥、著名指挥家叶聪；二胡演奏为无锡民族乐团艺术总监、著名二胡演奏家邓建栋；琵琶演奏特邀中国音乐学院教授、著名琵琶演奏家杨靖。首演在无锡市人民大会堂举行，音乐会现场还穿插了朗诵（讲述人：颜世魁），并全程结合背景视频和灯光进行多媒体的舞台呈现。

　　中国民族音乐开拓者刘天华的故里是无锡市辖江阴市。作为其故乡的新晋民族乐团，在“主场”推出的第一部原创作品，题材自然和这位集作曲、演奏、教育成就于一身的国乐先驱及其生活的时代背景相关。对此，主创的立意非常明确：文学策划罗殳沿着历史进程，于文学脚本中建立起的时间纵轴——从“序曲”中的“泱泱大国，在近代工业文明中将何去何从？”到“受难”中的“连绵不断的内部动荡和外部冲击”，再到“我向哪里去”中的“1912年军阀割据”，“燃烧”中的“巴黎谈判失败”，“良宵”中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及至“尾声：春雷”中的“红船依旧日出东方光明行”——对各个章节的内容和基调予以提示和勾勒。穿插于各乐章之间、之中的讲述词，运用“讲述人”和“刘天华”的人称切换，借助朗诵者的表演和塑造，辅助了音乐内容和情绪的衔接；多媒体则作为音乐的视觉延展，在历史画面、视觉特效和灯光的综合运用中，为现场的观众营造出更为直观、具象的观演氛围。

　　作为该作品的载体，民族管弦乐的写作与实际演奏呈现，是无锡民族乐团倾注心血最多并待业界审视的核心考卷。而对于作曲家罗麦朔而言，刘天华音乐的当代民族管弦乐书写，则是他面临的核心命题，对此，罗麦朔显得自然且大方、从容且自信。首先他并未刻意回避刘天华的原作，而是依据艺术整体构思和音乐结构及其所决定的音乐发展的自身节奏，来处理刘天华原作和个人创作的关系，选取了《光明行》《病中吟》《歌舞引》《闲居吟》和《良宵》共5首刘天华的作品，从动机、旋律、节奏模式等音乐语言层面对刘天华的音乐进行解构，再运用提取、引用、转化、改写、发展、原创等多种手法，以民族管弦乐为载体进行重构和创作。如“序曲”中，罗麦朔提取《光明行》的四小节前奏，予以大幅度的降速处理，形成“历史的脚步”的声音意象，再由此裂变出一系列的音响蒙太奇，投映出遭遇近代工业文明巨大冲击后的破碎山河与呜咽苍生，直至段末出现《光明行》原曲的主题，开门见山，明确点题。又如在“我向哪里去”中，音乐以第一人称即刘天华的视角，抒写国运动荡之下个人命运的微渺与颠沛、忧世伤生的苦闷与彷徨。罗麦朔将《病中吟》的主题进行了5次变奏：二胡齐奏出的原曲旋律在低音声部的黯然回应中尤显哀伤而幽怨；继而转为一支梆笛与竖琴的二重奏，笛声轻飏，琴声清洌，月光如水，孤独而唯美；大提琴的过渡后再度响起的二胡齐奏，则减去了优柔，平添了坚毅，统领着乐队发出愤懑之声；捶胸慨叹之后，梆笛与竖琴拂去愁闷，归于安宁；二胡齐奏的最后一次再现中，梆笛、高胡与钟琴以清澈冲淡了愁绪，音乐飘然远去，为下一乐章“月下歌”作好了充分的意境铺陈。果然，作为整部作品中最为清新的一章，“月下歌”中，罗麦朔选取积极明快的琵琶曲《歌舞引》和闲适愉悦的二胡曲《闲居吟》进行主题提取和改写，前者快板的2/4拍主题改写为3/8拍后，一改原曲中的热烈气氛，转而呈现为轻盈的回旋，将一幅抱琴于江南的白墙黛瓦下轻越行走的画卷徐徐舒展；而当《闲居吟》的主题被独奏琵琶弹起时，二胡的悠游化作琵琶的琤琮，实为妙不可言的别样情致。在“良宵”与“尾声：春雷”两个不间断演奏的乐章中，罗麦朔大方其实更是大胆地将《良宵》和《光明行》的主题乐段进行了很大程度地原曲引用，独奏二胡在弦乐、弹拨乐和低音声部哼鸣般的长音衬托上，以内敛、平缓的语调拉出《良宵》主题，却着意弱化了原曲中小唱的轻松畅快，惟见深沉；乐队配器中，梆笛和钟琴清澈晶莹的音色将原曲中二胡高音区跳跃的断奏乐句化作点点星光，映照着黎明前的长夜；当《光明行》铿锵的主题破晓而出时，无论是乐思的挥洒、情绪的推动，还是调性色彩、声部交响以及乐队的音响表现，都令刘天华的《光明行》和罗麦朔的《光明行》在“光明行”这一具有双重含义的主题中获得了精神的共振。

　　既然已经伫立在了先辈和经典的肩头，作为“这部”《光明行》创作主导的罗麦朔，又该如何发出属于他自己的声音呢？在“刘天华的音乐”与“我的音乐”的“量”与“度”的把握方面，罗麦朔首先是克制的。这份克制，出于他对这个命题的清醒认识：人们崇尚经典，渴望经典的力量泽被后世；而对于创作而言，经典是源泉，是滋养，也是容易、可以却不能作为现成的材料直接入乐的。当然，其间的界限是非常微妙的，首先关乎创作者的诚实、诚意与自我修养。故罗麦朔在处理刘天华的音乐原型时，始终服从于音乐结构的需要，将刘天华的音乐作为纽带，联结起了立于历史两端的“他”与“我”，也联结起了处于经典与新作之间的听众。除此之外，作曲家的个人意志仍然是支撑一部作品——尤其是体量如此庞大的史诗题材作品的主心骨，即使配器再讲究、变奏再精彩，如果缺乏原创性，也难免落入“刘天华音乐主题联奏”的尴尬处境。故在第一乐章“受难”与第四乐章“燃烧”中，罗麦朔放开拳脚进行完全崭新的创作：“受难”中乐队协奏曲意味的声部设计给予单件乐器充分的表现空间，展现出民族器乐华美的音色和独奏式器乐语言的细腻生动；“燃烧”则运用复调思维，层叠涌动的乐思与戏剧性的冲突借助多声对位的写作手法将全曲引向情感张力的顶峰。罗麦朔曾言：“刘天华写《光明行》时是35岁，我写《光明行》时也是35岁。”这两章的音乐设计与写作手段实施，可以领会其凸显民族管弦乐交响性的用心，创作手法上与以旋律见长的刘天华形成的反差，可谓是完成了一次作曲家之间相隔百年的神交。

　　无锡获得“中国民乐之乡”“中国二胡之乡”的美誉已久矣。而成立于2020年的无锡民族乐团在全国48家民族乐团中却是最年轻的一支队伍。对于一支刚组建不久的乐团，在编制还未满的状况下，便推出自己的原创大部头作品，足见其雄心与信心。从首演中，笔者听出了乐团想要传递出的建团理念与定位，即：中国民族管弦乐的无锡追求。从作品的写作到乐团的演绎，这部《光明行》干净、明丽、真诚，尚不够老练与稳健，却“如白纸一般充满无限可能性”（叶聪语）。罗麦朔侧重线条、语言、美感和意境的写作风格，正好契合了乐团的长项（弦乐、笛子突出），又以音乐的主题与风格定位将乐团的客观局限（唢呐、打击乐声部编制不齐备）进行了艺术而智慧的转化。仅从首演当晚的艺术表现上判断，在当下蔚然成风的“舞台精品工程”的气候中，无锡民族乐团无疑是具备独立的审美追求与文化气质的。

　　今年适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刘天华短暂而璀璨的音乐人生与创作活动所处的新文化运动浩然历史背景、其对中国革命走向低潮和国乐沉沦的忧思，尤其是其作品中凝聚的“五四精神”和振兴国乐的坚定信念，无不映照出中国共产党成立前期和初期，怀抱中华民族复兴伟大理想、投身救国救民革命事业的先进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建党百年，由刘天华开启的中国民族音乐现代发展历程也已百年，无锡民族乐团推出这部力作，是以民族音乐的形式回顾建党百年之筚路蓝缕，更是以民族管弦乐的时代交响穿越时空，向以刘天华为代表的新中国民族音乐大业“启山林者”完成一次百年后的顶礼，在先辈们玉汝于成、鞠躬尽瘁的精神感召下，书写当代民乐人对经典的守护与对新征程的展望。

　　（作者系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副教授、琵琶演奏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