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近日观赏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剧目——民族歌剧《马向阳下乡记》。自该剧2017年8月首演以来，笔者曾先后两次与其失之交臂。值此该剧五度进京参与展演之际，终于得以一睹其真容，了却了近四年来的一个小心愿。

　　作为“中国民族歌剧传承发展工程”的重点扶持剧目， 《马向阳下乡记》是一部“有歌有剧”的歌剧作品。这也是近年来我国民族歌剧创作的一个显著亮点。说其“有歌”，即该剧从头至尾流淌着中国受众历来青睐的“线性思维”，其“旋律如歌”，即老百姓口头常说的“好听”。为何？因为担任该剧音乐创作的作曲家臧云飞就是“军旅作曲家”，而“旋律如歌”对于他来说并不是难事。

　　说其“有剧”，《马向阳下乡记》以一己之力为“剧本剧本、一剧之本”的老生常谈提供了一个颇有说服力的理论注脚，即老百姓口头常说的“好看”。《马向阳下乡记》创作上“戏曲化”的企图可谓一览无余。众所周知，相比于“歌剧”这个西洋舶来品，“戏曲”与中国受众的关系可谓血浓于水——与生俱来、挥之不去。故该剧的编导在向“一白一黑”（即歌剧《白毛女》与《小二黑结婚》）等民族歌剧经典之作致敬的同时，将创作的笔触首先指向了吕剧等戏曲艺术，不知不觉中使得该剧散发着浓郁的泥土的芬芳——山东地方特色。

　　如果说上世纪50年代的《小二黑结婚》敲响了中国“喜歌剧”创作的第一声锣鼓的话，那么这部《马向阳下乡记》或许让人看到中国“喜歌剧”创作又向前迈进了坚实的一步。无论是村会计梁守业夸张的“丑角”表演、宗族势力代表刘世荣“数钱”的形体语言，还是“四村妇”的俏皮话及秧歌形体语言、合唱《钱啊钱》等片段的一度与二度创作，都润物细无声地为该剧打上了“喜歌剧”的烙印。此外，开幕前高音喇叭里胶东方言的吆喝声，以及狗叫声、挖掘机轰隆声、汽车马达声等“环绕立体声效”则更是令现场观众在瞬间收获“身临其境”的感官效果。

　　与以往民族歌剧将“合唱”音乐完全交给舞台上的“群众”不同的是，《马向阳下乡记》的“合唱”音乐则是由两部分构成：“舞台上的群众演员”及“舞台下的合唱队”，这对以往歌剧中“合唱”音乐的单一模式形成了一定的突破。“舞台上的群众演员”就像影视剧中的“生活中的歌唱”，既是第一人称的倾诉，也是剧情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舞台下的合唱队”则像影视剧中的画外音，既是第三人称的叙事，亦扮演着旁白的角色。无论是“舞台上的群众演员”之情景合唱，还是“舞台下的合唱队”之画外音合唱，在编导、作曲家、指挥的精密掌控下，堪称“近”相呼应、无缝衔接，令笔者不禁感慨：要想“有好戏看”——一个都不能少。

　　《马向阳下乡记》是近期笔者继《扶贫路上》之后观赏过的又一部脱贫攻坚题材的民族歌剧。两部歌剧突出的相异之处是，《扶贫路上》的女主角牺牲在工作一线；《马向阳下乡记》的男主角最终仍继续工作在第一线。很显然，两部歌剧有较多的共性：都是“脱贫攻坚”题材，剧目很接地气；主角都是“第一书记”，将主角牢牢地置于“C位”，一定程度上走出近年来部分歌剧创作“难觅主角”的窘境；都是“有歌有剧”，两部歌剧均是既“好听”又“好看”，为主创团队对作品进一步打磨、展演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石。

　　令人欣慰的是，《马向阳下乡记》并未仅仅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一号人物”，而是不遗余力地泼墨于配角与群众演员，从而在舞台上塑造了个性鲜明、熠熠生辉的群像。

　　从某种程度上讲，村会计梁守业这个角色的一度创作丝毫不逊色于男主角马向阳，编导、作曲家赋予了这个小人物戏曲、曲艺韵味十足的“调色”作用。而扮演该角色的吕剧演员施旭刚，则大胆地在民族歌剧与吕剧之间找到了一个恰当的平衡点，令现场观众情不自禁地爱上了这个“小人物”。这既是歌剧《马向阳下乡记》一度创作的成功，也是演员施旭刚二度创作的成功，可谓可喜可贺。此外，“四村妇”在观众席间的表演、刘世荣在房顶上的吟唱，在赋予了“四村妇”和刘世荣接地气的鲜明个性、剧本地域特色的同时，亦泛化了剧场空间、延伸了表演舞台，令人恍惚间分不清究竟剧场有多大、舞台有多宽。很显然，此举着实表明：歌剧创作家们的心有多大，剧场就有多大；胸有多宽，舞台就有多宽。

　　与“小人物”村会计梁守业在全剧中的“调色”作用相似的是，《马向阳下乡记》的乐队里亦采用了几件独奏的民族乐器——唢呐、坠琴、板胡、琵琶、竹笛，与西洋管弦乐队形成了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调色”作用。此设计在赋予了全剧音乐浓郁的山东地域特色的同时，也令笔者不禁感慨近年来《马向阳下乡记》《檀香刑》《沂蒙山》等民族歌剧创作的山东新气象。尽管笔者尚未现场一睹《沂蒙山》的真容，然《马向阳下乡记》《檀香刑》所形成的冲击波令笔者不得不对《沂蒙山》及未来的山东其他民族歌剧创作充满了期待。

　　（作者系中央音乐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