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在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获得了较大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民族文学理论基本上消弭于民间文学总体之中。最近四十多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从学科设置、资料积累、人才培养、阵地建设乃至课题立项等方面，总体上日趋成熟，成果日渐丰硕。
事实上，在中国文艺创作“有‘高原’缺‘高峰’”的整体情况下，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艺理论不仅缺“高峰”，从严格意义来讲甚至尚未跨进“高原”。绝大部分理论研究集中在“作家论”，更多集中在少数民族作家个体批评或评论上，对总体民族文艺学及其理论史的系统性梳理、整体性研究远远不够。四十余年来，少数民族文艺领域还没有一本专门的总体文艺理论史，意娜的以藏族文艺美学为对象的《文艺美学探赜》可谓是一部探索之作。
藏族美学与文艺理论有着漫长的历史传承和丰富的内容形式，在宗教、艺术学、人类学和文学/文化研究的不同研究视角之下，各自的研究朝着不同的志趣和论域推进，加之学科划分越来越细，不同话语之间的壁垒越来越高。须知藏族文学艺术的各种细分支系，纵然带有当代学科规制下细分的理由和惯制，其最初滥觞于青藏高原不谙读写的口头和视觉世界的基调，是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的基础，它们跨越了具体形式和流派的美学与文艺理论通则，形成整体性的与精神世界整体相通的美学法则。与世界上许多国家传统艺术的表述一样，我国传统藏族艺术的研究、创作、批评中，极少着意提及“艺术”和“美学”，更多的是其基于藏族宗教传统构建并积淀的艺术创作/制作的结构、术语、方法、形态等，是自成一体的文化艺术的混融体系，其建构的侧重点在于质料（介质）与叙事。文字与声音的状况也是如此，不过究其本质，文字、声音与图像符号在文艺中的功能都可以归纳为沟通、表征与制造效果。过去，针对每一种介质符号我们都积累了可观的知识，却很少关注每一种介质符号意义的产生方式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关联。
然而，提出一个综合性的藏族美学与文艺理论的宏大命题，并不能一开始就编制一个面面俱到的综合性艺术学史，更不是试图把一切都划归到文化学的筐子里笼统地讨论一番。传统学科分类面临着学科越界扩容的推动，《文艺美学探赜》这本书，便是试图在尊重百余年来各个细分学科已广泛展开的跨学科思考面向，把其中具有超越性的可通约部分提炼出来，形成一个对藏族美学与文艺理论的基础性概括。全书的突破之处，在于提纲挈领地提出藏族文艺美学的三个传统，虽然都是产生于传统的文艺学科分类，却论述了跨类别通行的观念。
从严格意义上的文学领域，作者提出了“诗镜学统”中藏族美学与文艺理论的阐释传统。《诗镜》是藏族古代诗学论著，迻译自梵文，后成为藏族文学的“创作指南”。它在数百年间经历了反复的翻译、解释、诠释和语内翻译过程，形成流传至今形式多样、为数众多的不同注疏版本，积淀为极具特征的“诗镜学统”。作者分析出“诗镜学统”具有如下特征：跨越梵藏语际和跨越古今的“双跨性”，与佛教思想体系形成重叠互渗的“互文性”，以及由于语言本身就处于永恒变化之中，再加上源于原典作者和注释者之间多重“视域差”造成的“未定性”。藏族文学艺术经典历经多重重构，就在经典文学文本之外，兼具历史文本、文化文本等属性，并在藏族文人模仿和践行过程中逐渐内化为藏族文学观念的“因子”，大大超越了原典的意涵，进而成为充满张力的开放的体系。
从传统意义上的美术领域，作者提出“量度规则”中藏族美学与文艺理论的法度与程式传统。从现实来看，不仅是藏族，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阐释体系基本都是参照中国古代文论体系建构的，一向偏重文字传统。但纵观藏族文艺传统，由于历史上文盲人口长期占九成以上，书写文化的辐射面颇为有限，反倒是视觉艺术样式占据更为中心的地位，因而更具连贯性、程式性和统摄性，更易于传播和接受，在民众文化生活中也更为常见。作者注意到，藏传佛教造像艺术中严格遵循的量度规则及技艺特性的呈现，尤其通过对相对统一的量度比例规范及其背后隐伏的时轮、律仪理解框架的解析，揭示高度程式化的藏族视觉艺术中隐含的法度和规律，代表了藏族文艺美学理论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程式传统，藏族文艺活动中这种带有“公式”或“程式”性的可重复性及稳定性的结构规则，一直是保证藏族文艺活动中那些所谓“历史流传物”的忠实传承的不二法门，通过形式上对有形、无形和精神“规则”的强调，并在实践中予以遵循，在事实上达到稳定的“复制”效果。与此同时，这一套规则又预留了足以形成完整可识别特征的空间：藏族文艺美学呈现出与众多其他文化截然不同的特性，既与规则来源地的古代印度和中原佛教传统有相似之处，又有高度自有的可辨识特征，正是这种规则外的开放空间在一代代“复制”中孕育出变化。两种作用交互发生影响，形成视觉技艺形态与规则程式，才得以发展出独出机杼的传统藏族文艺美学传统。
从传统意义上口头史诗的角度，作者提出“神圣复述”中藏族美学与文艺理论的形象传统。“过去”“神圣”和“源头”三个关键词，是以《格萨尔》为代表的口头传统在“时间”语境下呈现的三个特征。口头传统神圣性的建构，有着与文本的经典化相类似的过程，是以经验积累为基础的，这种经验就形成了“记忆”。经过“经验实践—惯习养成—范式选择—对象命名—团体认同—理念传播—经典型塑—教育孵化—仪式确认”的过程，文本成为经典，口头传统被赋予了神圣性。佛教艺术自身逐渐从无形到有形，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也深刻影响了藏族文化的形象化特质。藏传佛教在形成、发展和盛行的过程中，十分注重借助和利用形象化的艺术形式来宣扬教义，而这种形象化除了佛教普通的佛像等图示，还有以苯教和藏传佛教密宗的各种形象艺术为基础形成的各种艺术形象和祭祀仪式，藏族文学生动的形象化叙述也可以列入此类。
该书难能可贵地指出了藏族文艺的历史同样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构成部分。当下的文艺创作与研究，都面临着传统以何种方式进入当下的问题。当今学术研究环境已经与过往大不相同，学科自身的发展、社会经济的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展开，都为学者提供了越来越多的研究理路和范式。同时，研究对象也不是一成不变，自印刷术发明以来，媒介的发明与进步带来信息传播能力的跳跃式发展，文学信息的形制、规格和信息容量也随之发展变化，因而整个文学史的发展与范式转换总是随着媒介的发展而变化。
随着媒介范式的不断突破与革新，围绕中国各少数民族文艺作品以及美学和文艺理论本身展开的问题域也会相应发生变化，与其他理论一样，相关的民族文艺研究要保持生命力，也必须不断反思传统。独立的中国民族文艺学总论及理论史的新体系还需学界进一步去探索，我们期待有更多的成果涌现，不断为建构民族文艺学的新体系作出贡献。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