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传记大国。据专家统计，近年来我国传记作品创作每年约为6000部以上，2020年更是达到了1万部，这个数据甚至超过了长篇小说。但与之相应的，我们的传记研究批评相对滞后，据统计，2019年、2020年两年发表的以传记为主的批评类文章不超过100篇，在全国范围以传记批评为职业的研究者不超过10位。由此可见，一方面，我们的传记阅读市场广阔，创作呈井喷趋势，而另一方面，我们的传记批评未能跟上步伐。

　　以此为话题，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传记研究中心主办的“理论与方法：新时代视域下的传记批评”学术论坛日前在京举行。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党委副书记兼中国工艺美术馆党委书记喻剑南，中国艺术研究院期刊管理处负责人吕晓明出席论坛。吕周聚、张光芒、孙文起、斯日、林莉、王巨川、胡仰曦等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围绕传记批评的理论方法、学术范式、批评家素养、中西方传记批评发展史等命题展开了深入研讨。论坛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传记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元珂主持。

　　青岛大学教授吕周聚首先厘清了传记批评的基本概念。他认为，我们今天所谓的传记批评以作家为中心，探讨作家的家庭出身、人生经历等外部因素对作家产生的影响，并从这些角度出发分析作品形成的特点、原因，从而更好地理解作品的意义和价值。

　　吕周聚对中国古代、现当代和西方传记的批评发展史作了简要梳理。他提出，中国古代主要形成了三种传记批评学说，即孟子的“知人论世”说、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曹丕的“文如其人”说。而在西方，作为一种方法的传记批评大致形成于19世纪，较有代表性的文艺批评家是法国的圣伯夫和丹纳，前者的传记批评被人们称作“肖像批评”，即把作家的人生轨迹当成一幅肖像进行描述，后者则倡导将传记批评与社会历史批评紧密结合起来。到了20世纪，西方的传记批评呈现新的倾向，即不再强调传记作家一定要去考证那些非常琐碎的史料，而是提倡用“移情”的方式来理解、体验传主的人生经历。中国现当代的传记批评，整体来看继承了中国传统传记批评的优秀成分，同时又吸收了西方传记批评的一些合理因素。通过梳理传记批评史，他提出了几点重要的思考，如传记批评中存在的悖论：作为“传记”，我们强调其客观、真实、非虚构性，作为“文学”，我们又强调它的虚构、想象，那么传记文学到底如何处理虚构和非虚构的关系？此外，当前的传记批评也存在自己的局限，即研究者更侧重于描述传主外在的人生经历，而很少有人去钻研传主复杂的内心世界。

　　对于当前传记批评中存在的问题，南京大学教授张光芒认为，首先要区分“传记批评”与“文本批评”，这是两种不同的学术范式，但在具体的批评写作中，很多人往往将它们混在一起了，“有时候我们可以混，但更多时候我们必须分清楚，分清楚了话才能说明白，否则面对无数的挑战我们永远无法解决、超越”。他认为，作为方法的传记批评是一种独立的学术范式，它可以属于文学批评、文学研究，但绝不能被文学批评所取代。“我们经常把两者混起来了，比如做文本研究的时候，我们常常去看作家的创作谈，然后就在批评文章中写‘正如作家本人所说的那样……’，用作家的话来印证自己研究的正确性，但事实上这种方法并不正确，作品研究最终还是要回到文本自身；反之，传记批评也是一样，当前的很多传记批评包含了过多的作品批评内容。”他强调，破解当前传记批评中的难题，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明确传记批评独立的存在价值和意义，不要过多地将其与文本批评交叉。

　　“要谈现代意义上的传记研究，就要比较中西方传记批评的不同。”江苏师范大学青年教师孙文起说，最早把西方传记及传记理论介绍到中国来的人是胡适，他在1914年9月23日的日记里记载了传记文学，他比较东西方传记的不同，认为东方传记“其人生平事略，一二小结，以写其人品”，西方传记“可见其人格进退之次第”，东方传记佳处在简，西方传记弊端在繁。孙文起说，值得思考的是，西方传记重点表现传主人格的演进历史，中国传记这方面的作品相对较少，但在中国古典传记文学中也能找到类似的作品，“如南宋时期的一些传记作品，写传主的成长经历，比如写某些读书人，本来非常上进，后来随着社会环境的影响一点点学坏，最后身败名裂，讲的就是人格变化的过程” 。他认为，这对今天的传记写作和传记批评来说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除了批评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向度，那就是批评家自身的素养问题。”中国艺术研究院传记研究中心主任斯日认为，传记批评家应当像梁启超所说的那样，“要把自己的性格养成镜子和天平一样”。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第二章《史家四长》里面提出，史学家最重要的品质是“史德、史学、史识、史才”，其中“史德”居于首位， “忠实一语，说起来似易，做起来实难，因为凡人都不免有他的主观，这种主观盘踞意识中甚深，不知不觉便发动起来，虽打主意力求忠实，但是心之所趋，笔之所动，很容易把信仰丧失了”。正如斯日所说，我们讨论传记批评的时候，必须关注批评家所持有的主观态度，也就是“史德”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今天的很多文学批评、传记批评不够好呢？其中有个原因就是一些批评家没有守住‘德’。作为传记批评家，尤其要把这种‘德’放在第一位，要分清史家主观和历史客观，正确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如实反映历史的真实、传主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