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建设全媒体成为我们面临的一项紧迫课题。”自2013年首次正式提及媒体融合发展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对媒体融合的重要论述，为融合发展绘就路线图，“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实施全媒体传播工程，做强新型主流媒体，建强用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在有力的理论指导和政策支持下，近年来，全国各级媒体纷纷展开了融合发展的探索，新闻舆论工作气象一新。然而，5G时代科技潮流瞬息万变，当下依然有不少传统媒体在实践中面临较大的挑战和困难。
优势：理论体系扎实，创新探索踊跃
如何抓住信息技术发展的先机及时转型，是全球媒体都无法回避的一道“必答题”。面对多元、动态、立体的网络空间，媒体能否应时而变、应势而为，不仅关系自身的存亡，更将直接影响受众利益，甚至决定一国在国际舆论场中的话语权。
幸运的是，我国较早地开始搭建媒体融合的理论，并积极展开实践探索：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重要讲话，阐述媒体融合发展的原则和方向，“媒体深度融合”更从战略高度上作为“切实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任务来实施推进。陆续出台的《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关于加快推进广播电视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等政策，也从不同层面为媒体融合发展保驾护航，给产业提出了更明确、更具体的要求。
在一系列的理论和政策的支持下，目前，我国媒体融合进程不断加快，各大媒体集团踊跃探索融媒体产品，垂直化、场景化、精准化的内容生产方式也越来越普遍。
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例，总台近年在新媒体赛道上积极转型，融媒体产品量质并举。比如，利用“云”制播技术以及直播等形式，总台自有APP “央视频”“央视新闻”内容多样，影响力斐然；比如，融媒体内容创新不断，短视频新闻栏目《主播说联播》仅在微博端就有近80亿的话题阅读量。 《人民日报》创新开发“中央厨房”优化采编流程，智慧系统“创作大脑”为用户提供全维度的内容创作工具；《人民日报》新媒体推出系列公益直播、云课堂频道等，还与各领域引领风潮的机构和企业展开深度合作，赋能中国品牌，打造爆款产品。新华社推出“AI主播”“现场云”等，承建媒体融合国家重点实验室，不断提升数据处理和人机协作能力，增强新闻信息编辑制作的智能化水平。
不仅是中央媒体，地方主流媒体也在全力推进媒体深度融合。上海广播电视台（SMG）从生产流程、物理空间、技术改造、团队文化等多个方面加快资源整合，构建起立体式的全媒体融合传播体系。短短几年间，SMG的垂直类产品已形成有规模的矩阵：旗下看看新闻Knews领跑全国省级广电媒体新闻类短视频产品，第一财经APP在中国原创财经资讯APP中位列第一，音频产品阿基米德APP与逾千家广播频率合作，聚合超万档节目。为进一步推动媒体深度融合发展，2020年8月，SMG正式启动全媒体战略，全力打造“百视TV（BesTV+）”平台，该平台现已成为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广电5 G应用平台（上海试点）”。
可以看到，我国已经有一大批主流媒体坚定地走在了融合发展的前列，它们紧跟科技进步的思路，从内容和渠道上拓展整合资源，为行业提供了有力的参考。
问题：理念、技术存短板，融合质量待提高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5G时代，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可能随时随地发生变化，媒体的融合不仅是持续的、动态的，更应站在更高的国际视野推进。然而，目前仍有不少传统媒体的融合转型没有摸准方向，走了一些弯路，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部分媒体对融合认识片面，一味跟风扩展渠道，反而造成了资源浪费。媒体融合是要将“你是你、我是我”变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进而实现“你就是我、我就是你”，未来更要追求传播的全程、全息、全员、全效。然而，很多传统媒体对此存在认识误区，或是另起炉灶办新媒体，让传统业务与新媒体业务各自为政；或是直接将原有业务“复制”到新媒体，没有为新媒体定制具有网感的互动化、可视化内容，反响平平。
以目前各大媒体集团“标配”的新闻资讯类客户端为例，这类移动端APP在开发投入使用后，需要稳定、持续的更新和维护，但不少媒体都是仓促上阵、跟风开发，仅仅将移动端作为传统报刊、电视台或广播内容的“搬运工”，最终导致用户体验差、使用率低，甚至出现同一集团下各家媒体重复建设端口、生产重复内容的浪费现象。
相比之下，近年发力流媒体的IP巨头迪士尼的做法值得参考：尽管原有影视内容储备足够丰富，在进军流媒体后，迪士尼依然不忘开拓内容供给，大刀阔斧地使用“星战”“漫威”等热门IP电影的原班人马拍摄专供流媒体的限定剧集，有力地为流媒体平台吸纳流量与用户。从这个角度上说，传统媒体布局两微多端、短视频等第三方平台账号等新媒体渠道固然有其必要性，但如果贪多求全，忽略不同端口的内容创新，反而会造成流量与用户的分散，甚至被平台算法绑架，转型步伐也将忙于“追赶”而难以“超越”。
其二，部分媒体在内容创新、技术开发、服务维护等方面存在能力短板，未能充分适应融媒体发展需求。纵观全球媒体发展态势，领先的平台和机构无不从用户需求出发，以新科技、新内容作为全媒体传播的发展动力。比如，《华盛顿邮报》利用其对新闻业务的敏锐度，创建了内容数据工具系统Arc。这一“技术自救”不仅助力《华盛顿邮报》实现了自身新闻报道的升级，还为全球30多家客户的800多个网站提供服务，每月流量超过7.5亿独立用户。从传统媒体到“技术型媒体”，《华盛顿邮报》走过了7年。这样的路径或许不可直接复制，但它提醒我们，成功的融合转型，需要在技术上具备大数据、云计算、多平台生产分发的能力；在内容上实现“千人千面”的定制化、精细化、移动化；在服务上呈现垂直化、社交化、智能化。
但在实践中，我国传统媒体在这些领域仍有较大的短板。比如，许多媒体将平台、端口的开发交于第三方公司的技术外包，缺乏自主研判数据的能力，对新科技的应用也是噱头大于实质；有的媒体缺乏用户思维，内容与运营部门彼此脱节，即便有好创意也难以被公众亲近；比如，有的媒体对产品服务的探索还比较浅层，未能有效衔接用户多元化、场景化的需求。
当然，这类问题背后有历史和客观因素——大部分传统媒体的融合转型是从市场倒逼的“不得不转”开始的，他们对新型传播的探索，远比商业互联网平台来得晚；加上原有经营收入逐年下滑，新的盈利模式尚未成型，这些媒体在技术升级、内容创新、人才储备方面有心无力，转型质量自然受到影响。
建议：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多管齐下助力“造血”
对于我国媒体融合发展的思路和方案，近年主管部门陆续出台意见，提供了有效的指引。接下来，进一步突破路径依赖，提升发展深度，将成为促进融合发展的关键点。
对此我建议，一、应鼓励个性化全媒体战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变化是互联网时代的新常态。从站上风口的短视频和直播媒体，到正在逐步崛起的音频社交媒体，媒体的内涵可能随时被扩充、被改写。因此，传统媒体应该紧跟最新的科技潮流，对海外的探索经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充分调动想象力和创造力，前瞻性地制定个性化的全媒体发展战略，必要时甚至应该考虑“一台一策”“一报一策”。
同时，应进一步加大传统媒体体制机制改革的力度，包括尝试以资本入股、股权交换、内容共享等形式加大与商业媒体等社会优质资源的合作；推进媒体领域的供给侧改革，加速整合一些长期停滞、没有影响力的媒体产品与机构。
二、适度“输血” ，强化人才培养机制。资金、人才的保障，对媒体融合至关重要。建议各级财政为转型期的主流媒体提供必要的专项保障资金——这并不意味着无限制地“输血”，而是根据不同媒体的实际需求，在关键阶段雪中送炭，助力这些主流媒体走上自行“造血”之路。在人才方面，建议将全媒体人才作为重点培养对象，扶持并打造一批新型主流媒体旗下的个人IP；提高一线职工收入待遇，激发更多内在动能与获得感，减少体制内全媒体人才流失；国有上市传媒公司亦可考虑以股权激励机制等方法留住人才。
三、加大对新科技、新基建的投入，展开专项试点。要抓住未来信息技术革命的先机，对大数据云计算、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的产学研投入必不可少。建议由国家主管部门牵头，推动大型媒体集团与科技行业的合作共建；设立专项基金，鼓励媒体集团建设对照国际标准的试点实验室；加大对相关科技人才的培养和扶持力度。
四、加强监管，制定科学的融合评估标准。网上网下内容同一标准，早已成为业界共识；但面对越来越多的新媒介和新内容，主管部门也应及时跟进，根据新形势、新要求完善监管细则。同时，为减少转型过程中出现盲目追逐流量、粗放式打造低效产品的现象，建议有关部门加快制定科学的融合成效评估体系，为行业提供明确的价值参照。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89亿，已占全球网民的五分之一。这数字是激励，也是鞭策——它提醒我们，在信息飞速发展的信息时代，转型融合的质量不仅关乎新闻舆论工作本身，更涉及数以亿计的人民群众，亦将深刻影响我国在国际舆论场上的话语权。“要顺应互联网发展大势，勇于创新、勇于变革，利用互联网特点和优势，推进理念、内容、手段、体制机制等全方位创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示的那样，在媒体融合的道路上，我们传统媒体将继续“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大胆吸收国际先进理念，为中国声音插上全媒体的翅膀，实现主流媒体在新时代的再次飞跃。
（曹可凡 全国人大代表、东方卫视主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