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榕道上（版画）　王琦

　　纪念王琦先生最好的方式是回顾他的艺术成就和思想。1945年2月23日在重庆枇杷山苏联大使馆举行的红军节纪念酒会上，他回答了美国《时代》 《生活》杂志记者白修德的三个提问，即一问：中国木刻版画与外国木刻版画的区别何在？答：中国木刻的表现方法以阳刻为主，注重线条的作用，画面明朗；外国木刻的表现方法以阴刻为主，注重块面作用，画面较暗淡。二问：中国现代木刻与古代木刻的区别何在？答：中国古代木刻是复制木刻，画家只是作画稿，由刻工来刻制；现代木刻是创作木刻，画稿和刻制都出自版画家一人之手。三问：国统区木刻与延安木刻的区别何在？答：国统区的木刻内容主要是暴露旧社会的阴暗面，表现形式有较浓重的外国风；解放区的木刻内容主要是歌颂解放区的新气象，歌颂光明，表现方法有浓厚的中国风。

　　这个简明扼要的问答揭示了版画艺术发展的规律，也探明了版画艺术的发展方向，深谙此规律的王琦先生这一时期的作品已经很成熟，无论版画，还是素描，综合体现了三个区别论点的所在。王琦先生自言他的木刻创作离不开素描写生，但是他的素描非同于一般生活速写，不是几分钟完成，而是用一二小时或半天时间才能画一张。素描一直支撑他的版画发展，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建设大场面的大写生和作画中，素描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王琦先生版画创作上的最后十年，也是收获最丰富的十年，如《古墙老藤》《故宫楼角》《古榕道上》等一组新景版画，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与中国版画界有着深厚友谊的日本长者内山嘉吉访华，最后一次会晤王琦先生，时逢《海滨之夏》刚刚完成，内山先生对此赞不绝口，王琦先生慨然相赠，内山回日本后不久病逝于东京。《故宫楼角》曾参加英国举办的国际版画双年展，并以每幅300英磅价格被订购，从此王琦先生版画进入国际市场。

　　改革开放时期的王琦，在他的思维里对现代主义形式有着客观的分析，此时在作者那里进行了最自由的发挥，刀耶？笔耶？素描耶？没有了束缚、线条和块面的自然结合、黑白艺术的空前表现、对具象与心象交感后，“象外求真”的写照，不是写实主义，而是“版画印象派” 。其中《古墙老藤》是国内外参展最多、艺术市场收藏最多的作品。大英博物馆东方部的主持人尨·安妮女士，经手购藏的中国版画超过百幅，其中王琦先生个人作品就达20余幅，大英博物馆的馆刊卷首曾以整页篇幅刊登了《大街上的旋律》组画中的《立体交叉》。这个时候的王琦先生凭借现代感的丰富语言，才有直线快节奏感的《大街上的旋律》《平地青云》的诞生，他在丰富中求单纯，竟返老还童般地回到了第一阶段的黑白世界，这类作品如《船坞景色》《海湾的早晨》 《铁臂入云端》，依然保持着艺术的生命活力和清晰的艺术思维，实现了他与时代共鸣的状态。《大街上的旋律》《平地青云》这类跳跃性的新奇和《古墙老藤》《绕着大石的藤蔓》这类静中寓动的深刻，相对而相向发展的平衡，皆源于登上了版画艺术的高峰。

　　不幸的是，因长期积劳成疾，王琦先生左眼视网膜脱落，左眼视力从1.5降至0.2。创作于1988年的《运河码头》竟成了他的封刀之作。次年，王琦先生战胜客观困难重拾毛笔，把中国画的笔墨、版画的力度和油画的色彩冶为一炉，在有限的时空里实现了艺术的完整性，不如说是恢复了启蒙时期迷恋过的水墨画和书法。

　　王琦先生介绍他的作画三过程：第一步用焦墨以素描方式画出事物形态、不同层次的色调与明暗部位；第二步以淡墨和水晕染出画面的水墨效果；第三步施以不同的色彩。“计白当墨论”是水墨画的基理，版画创作与水墨创作的黑白处理是相通的，王琦先生毕竟受过系统的西画训练尤其讲究造型的严谨和变化，他有很好的书法修养，能像使用硬笔和刻刀那样熟练地驾驭毛笔，但他从不刻意追求笔笔中锋，喜用焦墨和侧锋，这样便于造型，书法成为版画家转向水墨画的骨肉，水的活用成为版画家转向水墨画中的血脉。王琦先生的水墨画敏于大块黑白的处理和黑色线条的力度，常用直线、曲线的同向性排列，达到强化形象的动势和节奏感。他的水墨山水画不拘于传统山水画“一河两岸”和各种皱法程序，水墨更不是黑白版画的简单转换，它着力于民族文化的现代化，而不是简单地复制古董。

　　王琦先生认为优秀的美术作品应具有思想内容的“革命化” 、表现形式的“民族化”和“现代化” 、个人艺术风格的“个性化” 。革命化是广义的，不仅是指革命题材，还意味着新与旧之间的矛盾斗争，在自然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永远存在着新旧事物的斗争，而且贯穿着新生事物代替旧事物的辩证过程，艺术家就在于用艺术的手段去揭示表现这个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