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贵祥《英雄山》分为《穿插》《伏击》两部姊妹篇。如果说《穿插》是讲英雄淬炼过程，《伏击》是讲“伪英雄”如何蝶变为真英雄，那么，《英雄山》整体叙事的精神指向就更加明显了。
这不同于徐贵祥《历史的天空》《高地》《八月桂花遍地开》中战争故事所带来的人物命运的旅行，《英雄山》的两部作品显然已经跨越了故事层面的叙事阶段，走向了灵魂与内心。由外在的讲故事向内心的沉静转变，恰恰是今天徐贵祥小说创作的提升与进步，从“说事”的表层故事，发展到了“走心”的内转与回归。徐贵祥小说创作上的成熟与内转，也预示着当下军事文学创作升级的开启与阅读换代。
亡灵叙事打开了故事世界的神奇表层，《穿插》的讲述者是八路军团长凌云峰的亡灵， 《伏击》的叙事者是国民党敢死队队长楚大楚的亡灵。英雄业绩干出来了，而英雄却战死了，他们的故事就由他们的灵魂讲述出来，这在传统的军事文学创作中是罕见的，这种由外向内的探险是一次重要的转变。
在西方，亡灵叙事不少见，英国作家马丁·艾米斯的《时间箭》 、奥地利作家艾兴格尔的《镜子的故事》 、土耳其作家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等都是亡灵在叙事。在中国作家的书写技术里，亡灵叙事并不具有普遍性，莫言的《生死疲劳》是用西门闹亡灵的各种形式“折腾”读者，裴指海的《亡灵的歌唱》采取亡灵的叙事视角追述一个军校学生死亡事件，而徐贵祥的《英雄山》丰富完善了亡灵叙事的技术方法。
不只是写作技术的进步，亡灵叙事使得故事由表层的事件进入了灵魂追问，这对于以“讲故事”为本质特征的军事小说叙事观念来说，是一次了不起的飞跃与提高。好小说不是故事层面的，一定是形而上意义的。从追求“好故事”到追求“好思想” ，从叙事的外部事件，走进人物的内心和灵魂世界，这是“好”的标准。从根本上来说，故事是有限的，故事的领域并不具有广阔天地。正如俄国叙事学家普罗普在他的《故事形态学》中发现的规律那样，故事只有31个功能，换句话说，看似丰富繁多的故事情节其实都有模式存在。正像《哈扎尔辞典》的作者帕维奇所说：梦都被梦无数次了，更何况现实？作家所追求的叙事进步与创新，不是故事层次的，而是“话语”高度的，“怎么讲”恰恰是今天作家所关注的焦点。
徐贵祥或有意或无意地在叙事手法上给文坛带来了令人惊喜的示范：他用亡灵讲述了《英雄山》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小说叙事的某种可能。亡灵叙事让故事归于灵魂，走向内心。亡灵与肉体对话：灵魂何以为家？亡灵与历史对话：真相在哪里？亡灵与现实对话：死亡的价值何在？
叙事走向“内心” ，把表层的事件引入到灵魂的战场，在情与意之间，在爱与恨之间，在对抗与和谐之间，徐贵祥找到了一剂灵丹妙药，将历史坚硬的表壳与现实柔软的内心沟通融化，游刃有余地穿行在历史与现实的丛林与溪流之间，使小说变得既轰轰烈烈又缠绵悱恻。走进历史的空间与时间，把故事的叙事体系与讲故事人的哲思与意图搅拌融合，化有形于无形之间，将小道化为通途。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出，当徐贵祥完成了这一次叙事探险之后，那种长出一口气的得意与张扬，因为，《英雄山》不仅对于徐氏创作有着特殊的意味，而且，对于军旅小说创作来说也突然加注了超燃的动力。
《英雄山》的两部作品更让人讶异的是，它们在从外部回归到内心的出色叙事之外，更加鲜明地表达了信仰与逃离这样两个相互矛盾又相互支撑的主题，而这两个主题又恰恰是由灵魂叩问的“向内转”而产生的。
《英雄山》的价值信仰是坚定的，没有人能够把凌云峰和凌云峰的战友们从无形的价值固守中拉扯出来，也没有人能够把易水寒、楚大楚，甚至是陈达、蔺紫雨、蓝旗、楚兰等人从无怨无悔的中日两个民族的对抗中软化。特别是八路军团长凌云峰、凌云峰的搭档何子非，以及国民党特工易水寒等人物，他们为完成一次精神洗礼与朝拜过程，几乎都经历了一次逃离与回归。八路军团长凌云峰重伤之后，在国民党军队以楚大楚的名义生存并屡立战功，而易水寒本是被派往八路军队伍冒充凌云峰的国民党特工人员，他却时时忘记自己身份，沉浸于角色，把自己当作真正的凌云峰，在战场上叱咤风云，打了许多大仗。角色的互换和身份的逃离，这恰恰是徐贵祥作品的一个精心安排与巧妙“穿插” ，让信仰的意义更为广阔与超绝，将身份差别变成了正邪较量。而他们所做的一切以其信仰的不可冒犯性使人肃然与感动。
《英雄山》的叙事突出表现的是一次自我灵魂的叩问与反观。这是一次特殊的“心”与“物”的化境过程。对话不仅指向外部，还指向内心，是内心与内心的坐忘。《穿插》中的凌云峰，《伏击》中的易水寒，他们在行动中不断地纠缠着一个无解的命题：我是谁？身份的混淆，命运的偶遇，死亡的忽降，不仅是灵魂与灵魂的对语问题，更是灵魂自我追问的谜题。“我向哪里去？ ”又带来了另一个诘问，这个哲学意味更深厚的追索与对命运的讨伐，更是一次回归灵魂的深度窥探。也正是在这个地方，《英雄山》走向了一个高度，即自我反观与自我救赎：战争中有没有英雄？
《英雄山》的叙事从一次自我灵魂的问答走向了灵魂与灵魂的对话现场，更是走向了自我与他者的和鸣。两部长篇小说在叙事意义上是一个灵魂对另一个灵魂的对话与复调，是交响的、共鸣的，几乎是一问一答的对歌。这样的对话与反诘有如飘浮于世间的两个巨人的庸常闲语。让人震动的是，这样看似随意信手拈来的复调叙事其实暗含着丰富多义的隐喻，我们可以从中品味出多种可能性。用两个灵魂在两部作品中一唱一和，形成了两个平行而又呼应的世界。而两个世界的映象在时间上是同时并置的，一边是凌云峰的灵魂，一边是楚大楚的亡灵，他们似乎都在讲述各自空间的记忆。可是，我们清楚的是，这两个空间叙事都是同一时间发生的，是这个错综复杂的共时并置的世界里同时孕育与制造的事件，具有结构性的对话特征，这使得《穿插》与《伏击》披上了复调的外衣。故事与对话没有一个统一的、最终区分出是非的结局，让所有的灵魂都从各自的自我角度发声和表达，这也是现代小说创作的一种趋向。
格雷马斯在《论意义》一书中指出：“谈论意义唯一合适的方式就是建构一种不表达任何意义的语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拥有一段客观化距离，可以用不带意义的话语来谈论有意义的话语。 ”徐贵祥恰恰是在这部《英雄山》上种植了两棵似乎看不出什么意义的英雄树，使得我们从“不表达意义”的繁茂故事表象，看到了其真实意义的本质，这也是当下文学艺术的哲学指向。
（作者系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