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尊重与期待

——关于抗震救灾诗歌的思考

　　我们无一例外、无法逃避地经历了撕心裂肺的5·12汶川大地震。

　　从最初最猛烈的内心疼痛和模糊的泪眼里，我们在第一时间看到铺天盖地的诗歌以汪洋之势，与各路救援大军会合，亲历、参与和见证了这场举世震惊的人类灾难。没有阶层划分、没有职业划分、没有年龄划分，写诗的人、不写诗的人，几乎都在这个时候以分行的文字把自己的情感集结起来，一次浩荡的“集体井喷”，蔚为壮观。电波、荧屏、舞台、网络和纸质传媒把这些分行的文字统称为诗歌。还有不少出版社争分夺秒，从抗震救灾诗歌选题的报送到成书上市，六天、九天、十天或者半月，创造了中国出版业的一个个神话。这是5·12以来，还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一个足以让人耳目一新的事实，也是一个足以让人惊心动魄的奇迹。

　　然而，灾难之后，当一个民族擦干了血迹和眼泪，渐渐恢复平静时，我们不得不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中国诗歌仅仅就此止于这样的汪洋，那恐怕是诗歌的不幸和诗人的失职。提出这样的问题，我对前段时间的诗歌汪洋并没有任何鄙意，而事实是前段时间中国诗人和亿万百姓又一次息息相关，面对灾难借诗歌爆发的真情实感，为死者祈祷，为心灵疗伤，为废墟上血与泪的疼痛和悲壮保存了一份特殊的记忆。这个时候，诗歌本身就值得尊重。可同样是在这个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浸泡在血泪之中的诗歌，感受基本一致，表情基本一致，所以汪洋中翻卷的无数浪花都有相似的规格和相似的造型。这尽管是第一时间诗歌不可避免的现象，但是最终，面对如此巨大的人类性的灾难，作为诗歌的文学贡献，我们更期待从文学意义上的纵深拓展，中国诗歌应该拿出与此相匹配的具有独立艺术品质和个人经验思考的更具有震撼力和生命力的作品。汪洋之后，我们应该沉静下来，用我们的诗歌在废墟上分拣出人性的高尚和卑微、精明和愚昧，真正把握大灾难带给我们民族精神的意义和生命的高度。

　　5·12地震诗歌“集体井喷”，被一些舆论看作是继大跃进诗歌、新时期诗歌后的又一次全民皆诗的诗歌浪潮。继上世纪80年代后，诗歌从来没有受到如此广泛的关注了，这是好事。但其中有两个概念需要廓清。其一，一些不负责的批评成惯性地顺势拔高这个现象和其间的作品，认为诗歌因此获得重生，地震诗潮将会翻开中国诗歌崭新的一页等等，凡此种种，只要对新诗状况和发展规律有一定了解和认识的人都不会赞同这个草率的结论。一是因为诗歌从来就没有死亡过，二是因为在这个阶段就认定地震诗歌翻开了中国诗歌崭新的一页那是不能容忍的幼稚。另一个需要廓清的是，在我们审视这次诗歌的“集体井喷”时，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艺术规律上都不能去苛求它的完美，这是诗歌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首先所必须承担的责任和道义，诗人作为民族大家庭的成员应该具备的担当。我们可以而且应该从艺术的层面梳理其中的得失，但不可以一首诗不写还假以艺术的崇高去做全盘否定的蠢事。

　　如果说这两个月来诗歌成为中国人集体悲情宣泄的出口，这种“集体井喷”需要得到尊重的话，那么，对于灾难以后，诗歌从文学意义上的纵深拓展则是我们更加期待的。

　　应该看到，在这次灾难带给国人集体性的悲情中所呈现出来的诗歌的勃兴，更多表现在广泛的参与形式和铺天盖地的数量上，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大众传媒的强势推波助澜。随着悲伤的慢慢抚平、随着传媒热点的转换，诗歌又会回到它应有的常态，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从诗歌艺术方面来考量这次诗歌大潮，我们不能轻信那种对这些诗歌成就无限夸大的“表扬稿”，没有理由盲目乐观，而应该冷却自己，安静下来。在一个很短的时间段里，举国上下，突然冒出难以数计的地震诗歌，题材、思想、样式的雷同不可避免，语言粗糙、情感还来不及沉淀，灾难对于民族、对于民众究竟有多少心智的检验、思想的震荡和文化心理的改变，我们需要时间去解读。可以肯定地说，我们的大作品应该在灾难以后。

　　在不可抗拒的自然灾难面前，我们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无助和脆弱，直面死亡，每个人的心灵都会投下巨大的阴影。这是真实而残酷的。面对这样的真实和残酷，驱走恐惧，消减伤痛，唤起怜惜是诗歌的一种承载，但是，诗歌更重要的承载还应该在废墟上分拣出人性的高尚和卑微、精明和愚昧，把灾难纵深拓展到真正把握民族精神的意义和一种生命的高度。

　　借用两千年前孔子所说的“兴观群怨”，在5·12劫难之时，诗歌是民众的需要，写诗也是众志成城、抗震救灾的一种方式，我更愿意把它理解为一种实际行动，是诗歌对现实的一种担当。然而，诗歌仅仅完成这样的担当是不够的，灾难之后，我们更加期待诗歌的艺术担当，让诗歌成为这次人类灾难不可磨灭的文学记忆，需要真正具有艺术品质、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传世之作。当代诗人有机会亲历了这场灾难，就应该有责任扛起这样的使命。这次灾难彰显出来的民族精神、人性光辉和对生命的尊重，无疑体现的是深层次上的人类意义，也是诗歌向纵深拓展的一个新的生长空间。所以，我们有理由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