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8日晚6时，我和几个文化界朋友正在昆明一个温馨的小餐馆吃饭，谈天说地，气氛热烈。此时，我秘书接完一个北京来的电话急冲冲跑进来说：“谢晋去世了！”噩耗犹如晴天霹雳，在场的朋友都惊呆了，我仿佛当头挨了一棒，惊愕得说不出话来，瞬时脑子里空空如也，茫然不知所措……这一瞬间，似乎时间凝固了，空气凝固了，原本的欢乐也凝固了，小小的屋子里弥漫着惋惜、悲伤的气息。谁还能有胃口，饭局当然到此结束，扔下一桌大多还未夹筷的菜、还未打开的酒，扔下一席刚刚还十分热闹的话题，大家各自默默地黯然离开。
回到家中独自坐在书房里，望着我俩曾经的合影，抚摸着他送我的《中国电影百年历程》这本签名书，悲伤像窗外无尽的夜色笼罩心头。怎么会这么快就走了呢？还在一年前，他面色红润，神采奕奕，精神抖擞；还在半年前，尽管遇到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样的巨大打击，但电话交谈中，他还是声音洪亮，谈笑自如，明明告诉我身体很好的呀！
谢晋的去世，我震惊多于哀思，惋惜多于忆念，我对他的缅怀犹如烈酒，犹如火焰，燃烧着我的灵魂。我们20多年来的交往和友谊，又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谢晋，你是一个对电影的热爱超过生命的人，你为电影活着，你把一生献给了中国的电影事业。你的辞世，就中国电影而言，失去了一代宗师；就中外喜爱电影的人们而言，失去了一位胸怀广博、才华出众、人品超群的艺术大师；就我个人而言，失去了一个可以坦诚地、毫无保留地交流电影艺术的老师，失去了一个豪迈、旷达、率真的知心朋友，失去了一位风骨峻峭而又童心未泯的老大哥。
老哥，你走了，可知有多少人赞美你的高尚人格，有多少人称道你的高超艺术，有多少人为你抹泪，有多少人为你叹息。此时此刻，我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老哥，一路走好！一路珍重！你活得庄严，活得昂扬，你走得骄傲，走得豪迈！
我记得那是1988年，为一部西藏题材的电影本子，我从雪域高原来到东海之滨向他求教。虽是初次谋面，却是一见如故，我们先谈了本子，后谈了中外电影，再后来谈了人生、艺术以及美酒，真是相见恨晚。此后，电影艺术成了友谊的纽带，藏汉情谊成了兄弟的血脉，20多年来，我们一直书信不断，电话不断，见面不断。我不是电影工作者，更不是电影艺术家，我只能算是个电影爱好者，是个影迷。我首先敬佩他的电影造诣。他是一个真正懂得电影、热爱电影的人，他熟悉世界电影的历史，了解世界电影的动态和趋势，了解美国、印度等电影大国电影事业的发展，也了解南美、非洲等地电影小国电影事业的情况。他一生拍了许多扣人心弦、家喻户晓的优秀影片。我还敬佩他的高尚品格。他不管谈剧本、拍电影，还是交朋友、吹闲牛，不管是干大事，还是喝小酒，都有一种韵味，平凡中流淌着高尚、严厉中饱含着热爱、朴实中透露着硬朗，通过他我感觉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刚正不阿和铮铮铁骨。他严肃得有些较真、真诚得有些可爱、豪迈得有些幼稚，骨子里折射出一种强烈的让人心服口服的魅力，这在影视圈里是不争的事实，是真正的“德艺双馨”。
2003年，我担任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分管文化艺术。到任后不久，就给谢晋打了个电话。我说，云南有着得天独厚的影视创作拍摄条件，我想发展云南电影事业，把云南打造成全国乃至世界一流的影视创作拍摄基地，你是电影界的前辈，希望一如既往地支持我，关心云南电影事业的发展。他在电话里哈哈大笑：“老弟，你‘老鼠掉进米缸里去了’。云南电影资源我比你熟，我在那里拍过片，你这下可以大显身手了，要好好地抓，我随叫随到。”没有丝毫的拖泥带水，没有丝毫的拐弯抹角，心直口快，单刀直入，这就是谢晋。
2004年，丽江束河古镇影视拍摄基地落成，谢晋接到邀请，专程从上海飞抵丽江。他在丽江停留了四天，参加了影视城的挂牌仪式，出席了丽江题材的一个故事片的开机仪式，走访考察了纳西村寨、农家院落，还几次与我长谈云南电影事业的发展。记得在丽江古镇的一个小茶馆里，他拍着我的肩膀说：“丹增，你来云南来对了，云南不仅是一个享受生活的好地方，更是一个发展电影事业的好地方。你看这大理、丽江处处都是天然的摄影棚。我听说云南有许多好题材，比如滇西抗战、滇越铁路、西南联大、讲武堂等等，要组织人研究。我将来拍‘谢晋电影人生’的纪录片，外景就选丽江；要是再拍故事片就选丽江题材。”他还建议在丽江举办电影节或纪录片节，“这么好的一个地方不利用就是最大的浪费，就是对不起这块风水宝地！”
2005年，我们在云南举办“纪念中国电影百年·红河电影周”活动，以“云南——民族大观园·天然摄影棚”、“和谐的红河·影视的天堂”为主题，举办电影展映、电影研讨、影视资源考察等活动。有人曾说，中国电影导演南有谢晋，北有谢铁骊，“二谢”自然在邀请之列，而且谢晋是最早到的嘉宾之一。我晚上到他住地看望，他对我们举办红河电影周大加赞赏。当时莅临电影周的还有秦怡、田华、郑洞天等老一辈电影艺术家，有田壮壮、吕乐、姜文等中青年电影导演，有陈坤、张静初等新一代后起之秀，有港台名导演名演员唐季礼、王思懿、何锦华，更有云南籍影视名人王苏娅、张丰毅、彭荆风。天南海北，不同经历，不同年龄，为了一个目标——振兴中国电影、发展云南电影，汇聚云南，高朋满座，大师云集，纵论电影，举杯共庆，这在云南电影史上堪称盛况空前。除了发函，邀请谢晋的电话是我打的，他说：“我本来有事不能来，看了活动日程和邀请名单我改变主意了，有那么多电影名人来，有那么丰富的电影活动，我一定在开幕前到云南，需要我做什么事赶快交待。”电影周期间，80多岁高龄的谢晋以他的智慧、责任，满怀对云南电影事业发展繁荣的激情，亲自准备了一份发言稿，在发展云南电影专家座谈会上作了精彩发言。他提出了云南电影要抓三件事：一是要抓本子。电影剧本，一剧之本，没有本子，出不了电影。从古至今，云南有许许多多的故事片题材，可惜写得不多，要动员编剧们写，组织专门班子写。二是要抓演员培养。云南有25个少数民族，个个美丽动人，个性鲜明，杨丽坤这样的优秀电影演员云南可以找出很多，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我在拍《芙蓉镇》的时候，发现了刘晓庆、姜文，丹增你就要善于发现人才。三是要抓基地建设。云南从梅里雪山到西双版纳，既有温带风光，又有亚热带、热带风光，有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有土司府、朱家花园、边陲古城，处处都有影视景观，真是个天然摄影棚，在发展影视事业方面，完全可能成为全国的典范。在电影周的五天时间里，谢晋谈电影，看电影，说电影人，讲电影事。在红河的建水县，谢晋和当地群众联欢，他上台表演了一段电影戏，结果一时忘了台词，紧张得拍脑顿足，很多人都说他把玩儿当作拍戏了。在元阳的联欢会上，他说了一个笑话，可带上海口音的普通话很多人没有听懂，他就手舞足蹈地反复说。有人说，谢晋太可爱了。他离开红河时，我去话别，他把手写的发言稿塞进我手里，很认真地说：“我怕你们忘了，我把意见文字稿留给你，有用的地方供参考，没有用的请批评指教。我这次太高兴了，唯一不足的，你没有陪我喝酒。”
2005年初，云南红河州拍了一部民族题材的故事片《花腰新娘》，这是一部由云南人编剧、云南人投资、云南人自己拍摄的电影，题材新颖，风格独特，故事感人，刚一出炉，就引起电影界的关注。有一天，时任云南红河州州委副书记的杨红卫、编剧孟家宗和投资人王老板来我办公室，恳请让我带队到上海、北京搞推介，为参加“骏马奖”或“华表奖”作宣传活动。州主要领导亲自为电影奔走，这种精神令我感动，所以我欣然应允。到上海搞个像样的电影推介活动，谢晋自然是不能少的。我打电话，他高声抱怨：“老弟，你怎么不早说，我在北京参加一个重要活动，很难抽身参加你们的活动。”我说：“老哥，没有你活动就失去光华了，更何况这次活动首先在上海举办，在某种程度上是冲着你来的，你可一定光临噢！”他哈哈一笑：“你经常给我出难题。这样吧，我这边做做工作，把北京的活动往后推推，争取后天下午赶来参加你的活动。”我们第二天赶到上海，活动时间定在第三天下午四点。等我们把整个活动安排妥当，到了下午三点半我联系他时，电话关机了，大家猜想肯定来不了了，我也埋怨州领导，不早些作准备，搞得太仓促，请谢晋这样的名人怎么能像对下属布置工作一样。编剧说：“书记不要急，谢导肯定会买你的面子。”这下我可火了，这不是买不买面子的问题，让一个80高龄的人就这么在北京上海间折腾，这不是存心折磨人吗？正说着，手机响了，是谢晋，时间是四点整，他说：“我正在下飞机，今天飞机起飞晚点20分钟，你的活动开始了吗？”我顿时感动得热泪盈眶，不知说什么好，只好在电话里不停地连声说：“谢谢！谢谢！谢谢！……”他说：“谢什么谢，你们等着，我直接从机场赶往会场。”这就是谢晋的风格，这就是谢晋的品质。他看完《花腰新娘》，就在放映室里足足作了50分钟的影评，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他的开场白是这样讲的，“《花腰新娘》题材选得好，演员演得好，导演导得好，编剧编得好，更重要的是这是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现在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不多，我们要全力支持，大力扶持。你们拍了一部好片子，我祝贺你们。可以说这是继《五朵金花》、《阿诗玛》之后，云南拍的又一部优秀故事片。丹增呀，你们云南真抓电影了！这个片子一定能获奖，我不是电影评论家，也不会写评论，但是这部电影获奖了，我可真想评一评。”当天晚上他到我的住地来，一见面就重重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又从休闲西装口袋里，拿出一个信封塞到我的手里说：“我从北京赶回来就为这三千块钱吗？你真给稿酬这还远远不够哩。我喜欢少数民族的电影，你们推出了一部好片子，我再给你们提几点建议……”这三千块钱原本是红河州给谢导的审片费。当天，我们谈得很晚，临走了他还玩笑了一句：“你老弟害得我明天还要起个大早赶回北京。”他果然慧眼识珠，这部片子后来获得了第十届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第十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影片奖等十几个奖项。
2007年，谢晋再次来云南选少数民族演员。他给陪同的人讲：“我非常关注云南这几年影视产业的发展，起步较快，前景很好。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的发展，云南应该是前沿，潜力很大，关键是抓落实，抓几部有影响的电影。”他这次来，我因出国没有见上面，他知道我喜欢喝酒，专门带了两瓶五粮液，让云南陪同人员当面交给我。这两瓶酒至今我还留着，并将永远留下伴着我的思念。
往事如昨，音容犹在，他对我个人的关心、对云南电影事业的浓厚感情，一桩桩一件件，美丽得令人炫目，美妙得无法割舍。几天来，我一直无法走出对他的无边思念，都不愿相信这是事实。但是，各种传媒传来的消息，一次次残酷地揭开我的惋惜和悲伤。谢晋确实走了，带着他的绝世才华、他的豪迈旷达、他的侠肝义胆、他的真诚执着，走了。不过，我坚信，谢晋一定会活在永远的将来，他将注定要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个高度，注定要成为喜爱中国电影的人们一个绕不过的话题，注定要成为我今生不能忘却也无法忘却的人。
谢晋走了，他堂堂正正地走了。他这一生走过阳光大道，走过铺满鲜花的红地毯，满地繁花似锦；他也走过独木小桥，走过长满荆棘的羊肠小道，宛如黑云压城。飞黄腾达、荣誉满载时，他没有得意忘形、盛气凌人；受到磨难、门庭冷落时，他没有唉声叹气、怨天尤人。他一生追求真理，向往光明，忠诚于自己的电影事业。他曾说：“我拍电影不在乎获不获奖，主要看能不能留下来，人民和历史是电影最终的审片员。”
谢晋，在他的人格中，对权势没有媚俗取巧，对同行没有嫉贤妒能，对学生没有装腔作势，他对弱者和蔼可亲、慈眉善目，对朋友真诚和善、表里如一，对丑恶横眉冷对、金刚怒目。他淡泊名利、惟学是务、凛然正气，仰不愧于天，俯不愧于地，晚节善终，大节不亏，走了一条有良心的中国知识分子应该走的道路。
生生死死，自然规律，任何人也改变不了。有的幼年夭折，有的少年离世，有的英年早逝，有的老年病死。他尽管突然走了，但一个85岁高龄、体魄健康的老人在睡梦中悄悄地离去，在世的时候，对家人、对朋友、对自己没有带来痛苦，从某种意义上说未尝不是一种完美。现在，我作为他的民族兄弟，就按照我们藏民族最纯朴、最圣洁、最独特的哀悼方式，祈祷、缅怀和思念。
2005年，谢晋和丹增在上海接受记者采访 杨昭琼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