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社会，一个人的文化资本的获取是一个渐进、缓慢的过程，罗丹说，一个艺术家在其有生之年获得社会承认是幸运的。但在现代传播技术条件下，一切都变了，当一个艺术家或者他的艺术作品成为大众传媒聚焦的对象时，对艺术价值、审美的思考让位给传媒的喧嚣，传媒依靠它广泛的影响力、社会公信力在相当的程度上承担了艺术审判者的角色。
我们生活在传媒时代，或者说传媒已成为我们生活的一个部分，也就是说，传媒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传媒建构了我们的生活，也建构了我们对生活的理解。在现代传播条件下，传媒这个“潘多拉盒子”被打开了，它将许多东西吸附在自己的周围。至于传媒和艺术的关系，是艺术引导传媒，还是两者各行其道，往往是见仁见智。而当我们深入到传媒与艺术的内在关系中考查时，我们就会发现：在商品社会的逻辑下，传媒在给艺术进行命名的同时，传媒的商业化操作规程也必然会侵蚀艺术的内在规则。
传媒的“权力”与艺术的命名
在现代社会里，媒体无时无处不在，这股媒体“流”不时涌向我们，它无视我们的感觉，一股脑将我们喜欢的、不喜欢的内容抛向我们。传媒以其“合法化”的身份和“喋喋不休”的方式，向我们叙述它所建构的世界、人生，也在这个过程中完成对叙述对象的命名。
艺术的价值就在于获得社会的承认，这种承认首先是在艺术界内部获得的，尔后才是社会的承认，社会承认也就是获得社会声誉，从而也就获得一定的文化资本。一个人社会声誉越高，他的文化资本就越多，而更多的文化资本，也会增强他的社会声誉。而声誉、文化资本也会加大他的艺术在社会中的认知度，几者相辅相成。
文化资本的获得，需要天资、刻苦和机遇，同时也需要广泛的社会认知，而认知是通过传播来实现的。在传统社会，一个人的文化资本的获取是一个渐进、缓慢的过程，罗丹说，一个艺术家在其有生之年获得社会承认是幸运的。但在现代传播技术条件下，一切都变了，当一个艺术家或者他的艺术作品成为传媒聚焦的对象时，对艺术价值、审美的思考让位给传媒的喧嚣，传媒依靠它广泛的影响力、社会公信力在相当的程度上承担了艺术审判者的角色。在人们心目中，频繁出现在传媒中的“明星”就是大家，媒体代表了公众的共同看法，传播对象在传播过程中轻易获得了合法的命名。
由于大众传媒的神奇力量，艺术家借传媒出场的欲望被极大激发出来，媒体不但给他们以出场表现的机会，而且会增加出场者的社会认知度和文化资本。一些人抛开原先的艺术创作，或写通俗文学，或写电视剧本，或者参加媒体策划。另一些人，虽然没有前者那么利索，但也希望从传媒捞取资本，所以我们可以经常看到原来深居简出的作家、艺术家频繁出现在媒体上，他们在媒体上“秀”学术、 “秀”艺术。一些歌唱家在传媒舞台上更是异常活跃，几乎大大小小的晚会、各种活动都会有他们的身影。更有甚者，将炒作当成常用的伎俩，利用一切传媒，不惜一切手段，“包装”、“爆炒”、“作秀”。文坛上，一会儿“宝贝”横行，一会儿“乌鸦”乱飞。什么“私人化写作”、“边缘化写作”、“另类写作”、“身体写作”盛极一时，时尚文学、“情色文学”、“妓女文学”、“黑幕文学”层出不穷。
一些影视导演、演员更是不惜一切保持在媒体上的“曝光律”：一部电影脚本的选定、演员的选择、拍摄场景的确定、拍摄花絮都会通过不同的方式披露给媒体，如果不见效，也有制作者不惜制造“绯闻”以拉动人气，增加在媒体中“露脸”的机会。
在获得媒体“合法”的命名以后，艺术就会伴随着传媒的节拍起舞了。
传媒与艺术的媚俗、煽情
传媒无论表现多么清高、也无论以什么姿态出现，在商业化的社会里，它必须遵照商品生产和交换的逻辑，而报纸的发行量、电视的收视率、广播的收听率成为衡量媒体商业利润的标准。高的发行量、收视率、收听率意味着有广大的受众，也预示着商家更多的广告投入。在利益的驱动下，传媒追求的是吸引受众的眼球，这种追求的后果就是传媒向媚俗化的方向发展，同时也使得传媒走向非政治化和煽情的边缘。
传媒的媚俗表现为对耸人听闻的东西的追求，甚至滥用“奇闻逸事”、“娱乐绯闻”之类的信息，于是最能吸引眼球的社会新闻、娱乐新闻、娱乐节目成为大众传媒的主角。传媒中的社会新闻报道片面追求感性化，它以抢眼的色彩与感性的文字营造了满足大众消费的文本。社会新闻充斥着有关“身体消费”、隐私和各种无聊琐事的报道。娱乐新闻更是充斥各类媒体，明星们的生活、爱情、家庭、服饰都是报道的对象，发掘明星的隐私更是乐此不疲。这样的新闻选择标准、特定的写作模式也会影响其他类新闻写作，一些传媒对国计民生视而不见，出现了政治报道趋少的现象。
通过煽情，传媒轻而易举地将日常琐碎的事情转化为一种伦理性的事件，其目的就是控制观众对事件和世界的理解，从中获得特定的利益。报纸中， “口述实录”一出现，其他报纸就跟风效仿。“超级女声”使煽情成为了电视最常规的表现手段。所以说，在商品社会里，商业化的逻辑严重侵害了传媒，新闻和娱乐的界限慢慢在消失，而且传媒的这种变化也对艺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艺术从功利主义的桎梏中挣脱出来，经过了漫长的时间，终于确立了独立的规则。艺术从“他律”到“自律”看似只有一小步，但却是人类艺术历程中的一大步，这一步人类付出了思想、智慧的代价，但不幸的是在市场化和商品化的逻辑下，在传媒的诱惑下，艺术的审美的自律受到了新的挑战，传媒通过改变艺术评价规则来改变艺术的固有的游戏规律。在媒体的媚俗、煽情的声浪中，艺术也难以冷静下来。在文学领域，隐私、“残酷自白”、“快感”、“叫喊”、“一夜情”、“婚外恋”成为文学创作的主题。与文学相似，在电影中，性和暴力描写也屡见不鲜。战争、武侠、黑帮等类电影都会涉及到暴力，但在中国的武侠电影中由于注重动作、画面的美感，而称为“暴力美学”，《十面埋伏》结尾处“一滴血”，将血腥、暴力和视觉的美感发挥到了极致。
媚俗是借助于流行的手段与效果来煽情。情离不开欲，欲离不开情，“煽情”，就包括了煽情、煽欲两个方面。煽情的要使出浑身解数来写悲情之“悲”，哀情之“哀”，惨情之“惨”，怨情之“怨”。
在艺术和传媒都走向媚俗和煽情的时候，某种程度上也是传媒与艺术共同狂欢的时刻！
艺术与传媒的共同狂欢
在商业社会里，传媒必须面对大众，大众是消费者，他们在消费物质产品的同时，也要消费世俗的文化，而传媒的世俗化特征正好迎合了一些受众的这一需要，这种天然的联系决定了受众与传媒必然是唇齿相依的。当然传媒在迎合受众的同时，也试图通过各种方式控制、驯化受众的兴趣，但出自于本性和特定的文化偏好，大众对文化的期待是永不满足的，在处理这种关系时，传媒采用的策略是：不断将各种文化吸纳到传媒中来。
艺术历来是有广泛的社会基础的，只是在社会阶层出现分化时，才成为少数人的身份的象征。传媒一方面通过市场向艺术施压，另一方面则用利益加以诱惑。在传媒的压力和诱惑下，艺术开始纷纷向传媒靠近，有的甚至献媚、讨好传媒。一旦艺术屈从、屈就于传媒的时候，也是艺术和传媒共同狂欢的时刻：中央电视台的《鉴宝》栏目，就是将艺术、市场和艺术家用娱乐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的典范。《春节联欢晚会》更是将各种艺术在电视上杂糅、拼贴在一起，当然这样的艺术表现是以传媒的规则来限定艺术的。中央电视台其他一些栏目，如《同一首歌》、《舞蹈世界》、《艺术人生》、《艺苑风景线》、《电视诗歌散文》也是传媒与艺术结合的产物，有人认为这是艺术和传媒的合谋，它们在吸引了大众眼球的同时也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应该说，传媒话语的权力具有双重的效力，我们这里只是从负面的来加以分析的，批判是一种警示，也是对艺术价值回归的一种期待！
我欲乘机归去 马恒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