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当代诗歌的整体视野来看， 《诗刊》2018年度诗歌奖获奖诗人作品集《惊喜记》是一部有着较高辨识度的诗集，是一个在当代诗的“自然书写”方面彰显出特殊意义的文本。
阿信长期在甘南藏族聚居区工作、生活，这部写作时间跨度长达三十多年的诗集，可以看作是这位“边地”诗人的一部个体诗歌编年史。阿信所在的合作市，在20世纪90年代还是草原腹地的一座小镇，远离繁华都市，远离主流诗歌的中心，这种看似“边缘化”的处境反而成为阿信的一种创作资源，给他提供了一个独有的创作空间。从《惊喜记》提供的编年体时间线索，我们看到一个身处偏远草原的普通诗人，是如何以“边地”为坐标，去感应这个时代，去写下那些作为冷僻知识和孤寂经验的草地诗篇，并从看不见的空旷之处，默默地拓展着当代诗的边界。可以说，阿信的写作构成了“一个人的草原”的写作现象，这在诗坛上是一个少有的沉潜型写作的个例。 《惊喜记》中有一首阿信写于上世纪90年代后期的短诗《山坡上》 ，曾经传诵一时，现在来看，这正是他自己写作状态的一种真实写照：车子经过/低头吃草的羊们/一起回头——那仍在吃草的一只，就显得/异常孤独。
并且，阿信的创作始终保持着一种方向性，我们从他笔下“草原”意象的变迁，人与世界、词与物关系的变化以及诗人主体的生成过程，似乎看到诗人阿信“个人诗歌知识谱系”和“个体诗学”的形成以及成熟脉络，这是中国古典诗学思维与藏地风物、草地生活经验、诗人的人文情怀以及个体的诗学探索相结合的产物。这使他从“边地”为中国当代诗歌提供了一份关于“自然”的稀缺经验和知识谱系：青藏高原的秘密，以及其中潜在的神性。
在阿信的诗中，人不是中心，自然也不是中心，人和自然是一种天然关系，存在于一种看不见的秩序之中。一旦这种秩序结构之中的美学意味被“发现” ，人的“存在”就会被显现出来，就会被重新命名，得到体认，《惊喜记》中的许多诗篇都有这样的发现。
在这些诗篇中阿信进一步表达的观念是，这种秩序之中有一个最高的标准，那就是“神” ，或“诸神” ，当然这个“神”不是宗教意义上的，也不是泛神论的再现，而是一种“神性” 。
草原生活使阿信对这种“神性”深信不疑，比如他在《速度》一诗中写到：而我久居甘南，对写作怀着越来越深的恐惧——/我担心会让那些神灵感到不安/它们就藏在每一个词的后面。我们可以把这种“神性”理解为是宇宙自然之中存在于万事万物之间的一种微妙关系，也可以看作是人与万物之间的一种尺度、与人类精神的有关，包含着人类的审美、道德、伦理的高度。它也是“词”与“物”之间的一种深邃的、无穷无尽的吸引、召唤、探寻和抵达的关系。阿信感应到了这种“神性” ，应该说他所有的写作，都是向着这种“神性”的靠拢，也是对这种“神性”的确认，比如他的名篇《河曲马场》 ，就是对这种“神性”的一种体认。
阿信的这种自然观来自青藏高原的自然环境，来自草原生活的经验，来自以藏文化为底蕴的多元文化的结晶。
阿信的诗歌是朝向“神性”的写作，是一种对自然、对我们的时代、对当下生活保持着足够敬畏之心的写作，也是一种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写作。
而从宏观方面来看，阿信的这种草原经验与草地诗学是对当代诗的“自然”观念和内涵的一个有效补充。
他使“青藏高原”和“安多草原”进入读者的视野，也进入中国诗歌中的“自然”意象范畴。传统的中国诗歌中的“自然”在地理上是以江南和中原为代表的，由此也形成了中国诗歌源远流长的自然认知体系和经验模式。而西北部的自然，特别是青藏高原的自然，以其原始、荒凉的地貌和氛围，在古典诗歌中主要是呈现为边塞诗中的那种异质经验的样貌。那是一个陌生、异质的审美空间，有迥异的意象系统。在当代诗中，它依然是远方和异域的代名词，它唤起的也是陌生化的审美体验，并因此形成另一种模式化。
如果说以昌耀、沈苇等为代表、包括阿信在内的一大批的西部诗人们营造了一个西部意象系统，使“西部”进入了当代诗的“自然”审美范畴的话， 《惊喜记》的独特之处在于通过阿信的许多独一无二的草原经验和个体诗学方式，给我们呈现了一个个具体、内在的微观自然样本，写出了一个纹理清晰、毛细血管密布的草原。
这种自然写作的意义在于：在全球化、现代性的履带尚未碾过的地方，阿信的写作，可以说是在抢救性、保护性地为我们保存着草原上日渐消失的文学图景和诗歌经验。从而，未来，他的诗歌有望成为为我们提供草地经验的重要资源。我们可以从他的诗歌中拉出一座帐篷、一匹马、一只低头吃草的羊、一个涉水过河的牧人……更主要的是，一种原汁原味的“此在”关系，一种生命氛围。在那里，人的全部神秘的感动、惊喜和诉求，还有地方安放。
诗集中的最后一首诗《惊喜记》 ，表达的是一种“发现”的惊喜，一种对于生命意识的颤栗瞬间的“发现” ，以及对于这种“发现”无处不在却转瞬即逝的带有悲悯意味的惊喜，这一种是哲学意义上透明、纯粹的惊喜。也许，它也无意中揭示了这部诗集中蕴含的自然奥秘以及全部的写作意义。
（作者系甘肃民族师范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