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散文，就是要捕捉到人的心灵与情感的瞬间的细微变化，越细腻越好，越细腻越接近真实。
◎文体有界限，但应该提倡文体的探索。只有在文体上具有卓越的探索性与开创性的作家，才能在文学史上具有永恒的价值。
近年来，有关散文跨文体写作的讨论越来越多，尤其是关于散文是否可以虚构的讨论不绝于耳，而散文界进行的跨文体探索写作也卓有成效。但即便如此，也仍然存在一个散文跨文体写作的合法性问题。
散文、小说、随笔、杂文、散文诗、诗歌等均各有其严格的文体界限，但不等于不可以相互借鉴。散文的文体，完全可以向小说文体和诗歌文体借鉴，当然这不等于就可以将散文写成小说或诗歌，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历史上很多杰出的名篇，其文体都是模糊的，把它归为哪一类文体似乎都可以。比如西汉贾谊的《过秦论》，可以说是政论文，也可以说是散文。屈原的《离骚》，是骈文与散文的结合，可以说它是诗歌，也可以说是辞赋，也可以说是散文。实际上它更多是散文文体，但在局部的形式上，又掺杂了诸多诗歌的文体。不论进行怎样的划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即《离骚》所写的花鸟草虫等动植物及各类神仙，几乎都是虚构。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成是散文的想象，但这实质上就是属于虚构。
虚构的含义可以是很宽泛的，可以是广义的，也可以是狭义的。狭义的虚构，只属于小说、戏剧之类文体，虽然可以有原型，但不是写的真人真事。广义的虚构，可以理解为一部分不是真人真事，但也有一部分是真人真事。不论如何界定，我认为都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文学的各种文体中，一般而言，小说、戏剧是需要虚构的，诗歌属于情感表达，也离不开虚构，报告文学和散文都要求写真人真事。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共识，本身不需要讨论。但这只是一般而言，实际又不尽如此。事实上，古往今来的很多散文杰作，都不完全是写真人真事，而有大量虚构的成分。如汉代文学家司马相如的《上林赋》 《长门赋》 《美人赋》等，都是杰出的名篇，若以文体而论，则介于散文与骈文之间，谓其为散文未尝不可。但不论归为哪一种文体，其所描写的人、事、物，大多属向壁虚构。欧阳修作主考官时，苏轼有一篇政论散文叫《刑赏忠厚之至论》，这篇文章中，苏轼虚构了一个上古的历史人物，竟然瞒过了欧阳修。苏轼在文章中虚构历史事实，按理说是要打板子的，但欧阳修却对这样的文章赏识之极，足证欧阳修是懂文章的文章大家。
那么对于小说而言，又一定全是虚构吗？或者说，只有全是虚构的才叫小说吗？恐怕未必。比如自传体小说和历史小说，就半是事实半是虚构。历史小说，前提是历史，既然是历史，就必然要追求历史的真实。而既然是小说，就不必一定要真实，但既然是历史的小说，也就必然一部分是真实。所以，我以为，历史小说，本身就是介于真实与非真实之间。但这里所说的真实，其实也要严格界定。我这里所说的真实，严格来说，应该理解为事实，而不是真实。历史，追求的是史实，也即历史上的真实。事实，只是真实的一部分。真实，包含事实，也可以不包含事实。事实，更侧重于一个事件的具体细节。真实，更侧重于宏观的事件。比如诸葛亮六出祁山，这个历史事件是真实的，但具体的细节，恐怕只有当事人才知道，这样就只能凭小说家的虚构与想像了。历史小说家只能做到大事件的真实，不可能做到细节的全部事实的还原，即使是任何一个有智慧的亲历者，也无法全部还原历史真相。
这实际涉及到一个重大的文艺理论命题，也即艺术的真实。这是个老话题，但是有新意义。艺术的真实问题，实际上是一个美学问题。真、善、美是艺术美学三原则，这三原则中，真处于第一位。虽然这三原则各自独立，各自皆有一套完整的美学体系，但总的来说，真决定了善，善决定了美。这是一个大前提。但是，这里所说的真实，是艺术的真实，而非事实的真实。比如我们在文章中赞扬共产党人的艰苦奋斗精神时，往往会用“愚公移山”精神作比，这体现了一种美学价值，但是“愚公移山”并不是事实，它只不过是个传说而已。如果按照我们一般的分析，它就是不真实的，不是历史事实。但是，它又符合艺术的真实，所以完全可用。再比如一个散文家写一个妈妈哄一个被门槛绊倒的小孩时，她往往会说：这门槛真坏，我们打它。我们都知道，门槛本身无所谓好坏，或者本身不可能会害人，这妈妈说的当然是违心话，如果要去较真的话，我们就会认为她说的不是事实。但事实上，艺术家们谁都不会这样认为。我举这一简单的事实，无非就是为了说明，散文创作中，不符合事实的事例比比皆是，不必过于较真。
任何艺术创作，都不可能追求绝对的事实，但必须要追求艺术的真实。这是一个公认的真理。为什么说要追求艺术的真实？仅仅就散文论散文还不够，这里还有必要延展开去，因为它涉及文艺美学甚至是哲学的根本性问题。
今天的我们是把文学和艺术分开来看待的，也即文学是文学，艺术是艺术。文学是指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纪实文学）等等，艺术则包括书法、绘画、音乐、舞蹈、雕塑、建筑等等。可是，在一开始的时候，文学与艺术是合流的，而且，文学要晚于艺术。文学来源于艺术，包含于艺术，原本意义上，文学只是艺术的一个门类。文学最初是声音的艺术，它模拟大自然的声音，这就形成了一些最初的拟声词，这样慢慢形成了拟声或拟音的文学，也即声音的文学，其次才由声音转化为符号，再由符号转化为文字的艺术，文字的艺术就是我们现在通称的文学。所以，从广义上说，所有文学都是一种艺术，所有文学手法都是一种艺术手法。如前所述，所有艺术，都应该追求真、善、美。这三者缺一不可，而且真是第一位的。问题的关键是，真是什么？真就是真实吗？真就是事实吗？如果说真就等于事实，那么，所有的艺术（包括文学） ，就都不是写真实的了。因为，艺术的本质，就是把真实的变成不真实的，把实用的变成不实用的。我和贾平凹先生曾有过一个有关文学的对话，题目就叫《文学艺术就是把实用的变成不实用的》 ，这个对话的主旨就是探讨文学艺术的起源及有关艺术真实的问题。文学艺术是一种与人有关的通感性艺术。尤其是诗歌和散文，它必须是写人的通感和情感。人的情感本身就是一个很复杂的现象。一片树叶落下来，你有可能会认为它不是落叶，它是代表着没落，你也可能认为它不代表没落，而代表狼藉；你也有可能从心里认为它不该凋落，也有可能认为它该是到了凋零的时候了。不管你怎么认为，这都是一种情感或情绪表达，这是一种瞬间的情绪。从理论上说，这就是一种虚构，因为它不是绝对的事实。鲁迅的散文写“我家门前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还是枣树” 。这样的话语是绝对的事实吗？也许是，也许不是。这里的枣树，已经不是事实意义上的枣树了，而是艺术意义上的枣树。这就是一种虚构，但虚构不等于编造，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虚构是出于艺术创作的需要，而编造则性质完全不同。
就我自己的一些写作经验而言，我在写作时，有明确的文体意识，但几乎又很少有严格的文体界限，至少我脑子里，没有严格的虚构与非虚构界限。散文也是如此。一个人的情感变化万千，思绪变化万千，到底什么才是真实的情感，什么才是不真实的情感？这个也很难判断。任何一个人瞬间的情绪变化，都可以是真实的。文学写作，尤其是散文写作，最怕的是没有任何情感，或者是编造出来的情感。但是，要分辨出到底哪种情感真实哪种情感虚假恐怕不那么容易。人的情感非常微妙，没办法用科学分析法去辨别它。如果有一种情感能用科学分析法去辨析它，那它也就不是情感了。所以，我认为最好的散文，就是要捕捉到人的心灵与情感的瞬间的细微变化，越细腻越好，越细腻越接近真实。
有人说，小说、诗歌、戏剧都可以虚构，唯独散文不可以虚构。实际上，文学中的想象与虚构囊括了一切文学文体，散文自然也不例外，也就是说，散文（随笔）也应该允许虚构。如果不允许散文虚构，那就是不允许散文想象。恰恰相反，除了小说、戏剧和诗歌以外，抒情性散文是更需要想象的。抒情性散文本身就不以事实为主体，而是以情感为主体，什么样的情感需要什么样的内容，所以，内容时常会随着情感而随时移动。这其中的虚构成分，甚至比小说还多。你看到一片落叶，引发了你的思绪万千，这就是想象，于是你就把落叶比作了别的事物，与其说你在写落叶，不如说在写其他，于是，你花了很大篇幅去写其他并不存在或你并没有看到的事物，这难道不是经常有的散文写作模式吗？这与小说中的虚构并没有本质不同。但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承认。不承认，是因为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常识性问题。其实，这个常识性问题，在很多作家那里，早就习以为常，可是，在理论家或批评家那里，却还是一个需要讨论甚至怀疑的问题。
散文的写法，我以为有写实与写意之分。写实与写意类型的散文，对追求事实的表达是各不相同的。所谓写实，就好比国画中的工笔画，一丝一毫，一笔不苟，讲究笔笔是实，笔笔不虚，写意，就是大线条勾勒；写实讲的是细节的真实，写意讲究的是意境的高远。一般来说，叙事性散文尤其讲究写实的功力，抒情性散文尤其讲究写意的意境。但这只是一般而言。事实上，这二者往往又是交叉的。
前面说的鲁迅的散文“我家门前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还是枣树” ，这种叙事手法其实也可以说是小说手法，把它用在小说中一点也不奇怪。周作人写散文，有时也喜故弄玄虚，比如以书信体的形式写散文。他有一篇散文是以书信体的形式写给好友孙伏园的，看题目《济南道中》好像不是书信，但看文体形式又是书信，文章开头便是伏园兄如何如何，通篇都是以对孙伏园讲述的形式行文。这种文章，当然是散文，形式是书信，可是真的是书信吗？他其实未必就真给孙伏园写了这封信，书信不过是他写作的一个策略罢了。信中所说都是事实，但整个书信却是虚构的。只不过他虚构得太真实太平静了，真实得让你觉得，他好像就是平平淡淡地在给孙伏园交代自己吃的东西。
艺术创作不是科学研究，它不需要讲究实证。下笔的情感所触，即是艺术。任何艺术都有一个核心灵魂，那就是情感。情感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这是判断一篇散文艺术真实的要素之一。但仍然要说，艺术情感的真实并不等于事实本身。
任何一个作家，都应该是一个优秀的文体家。任何一个优秀的文体家，都必定是一个优秀的文体探索家。文体有界限，但应该提倡文体的探索。只有在文体上具有卓越的探索性与开创性的作家，才能在文学史上具有永恒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