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提出‘美丽中国’的概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这为生态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今天的创作，如何从一棵树、一株植物入手，观照整个大自然，创造出独特的生态文学形象，是生态文学作家需要思考的问题。 ”近日，在由湖北省利川市委、市政府与《人民文学》杂志社联合举办的“生态文学·水杉树”研讨会上，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吴义勤如是强调生态文学在当代文学中的重要地位，引发与会专家、学者对生态文学创作及其现实意义的深入研讨。

　　生态与文学的关联何在？生态文学的基本要素是什么？ 《人民日报》高级编辑、评论家王必胜认为，生态文学就是“自然文学” ，是书写人们在生态建设和自然环境中的生活状态、心情感受，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描写自然生态环境的天然之美，是对自然风光的颂歌，另一方面表达对自然生态环境恶化的忧思，让自然生态面临的困境成为文学的主角，“所谓生态文学，其实是一种对大自然生动而沉静的书写，是一种自在自为的精神舒缓的抒发，是一种充满了善待自然、敬畏生物的思想和情感的提纯” 。

　　“人本来就是自然之子，自然被我们书写，我们也在自然中受到启迪。人总是在观察、分析、总结自然规律中调节自己，而不自觉地也在秩序、法度上模仿自然伟大的平衡术。 ” 《人民文学》杂志社主编施战军认为，我们对喜怒哀乐的表达，总是借助自然现象才能恰切，文人的身世之感在寻求慰藉之时，最为理想的境地，是山水之间；浪子的迷失之旅在寻觅故乡之时，最为阔朗的归宿，也是山水之间。当天地、四时、万物已经在我们心里变得不够自然的时候，甚至是不旅游就无从感触的时候，要记着把这些大美、明法、成理以更加珍惜的心写出来。“古老中国的诗词、绘画、民间乐舞以及风俗仪式，是生活的表现，更是山水之间的产物。茂密的细节、朴素的枝干，无不生长于自然的大树，一切都喻示着向自然质地的回归。新时代美好生活的需要，就包含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人类和自然相交融，心存感恩与敬畏，人文情怀便找到了背景。 ”施战军说。

　　在描写自然生态的过程中，我们不可避免地遇到另一个概念：乡村。与生态系统紧密相连的乡村世界，在生态文学中处于怎样的位置？湖北省文联主席刘醒龙认为，在一般的作者笔下，乡村只有两种模式可供选择，一种是黄昏日暮、老叟病妇、地废田荒的当下现实，一种是小桥流水、鸟语花香、山珍美味、奇风异俗的往日纪念。而生态文学则是乡村写作的“第三条路” ，它以生态为核心，书写人对生态的依赖与敬畏。

　　“从乡村文学向生态文学、自然文学转变，核心在于重新发现美的意义，就像是回溯一种最初的体验：当我们第一次面对大海，第一次面对草原，第一次面对冰川，甚至第一次面对婴儿、新娘……不是老生常谈地复述小桥流水，而是抛去一切固有印象，去感受自然带给我们的惊奇的、美的体验。 ”刘醒龙认为，符合自然的生态，甚至可以说，那些在自然状态下呈现的生态，正是乡村可以预见的未来，这样的未来，能给社会生活带来全新的乡村形象，“在完成人类对苦难的克服之后，对苦难最敏感的乡村，会率先进入中国文化一直以来都在追求的人与自然和谐的审美境界” 。

　　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副主任胡平认为，探讨生态文学的核心，就是探讨其“主角”问题。长期以来，自然界风物的描写在作品中只作为环境、背景出现，而环境这个术语，在今天看来，也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体现。胡平说，人是万物的灵长，这是被普遍接受的一种说法，但人类不是孤立的存在，人类的生存发展要依存于环境和自然。所以，文学的内涵需要扩展。他举例，在《人民文学》 2019年12月增刊的散文里，水杉作为主人公，成为作家关注和探寻的焦点：“杉树王”是个神奇的存在，其他水杉都灭绝了，它却顽强地在利川存留下来。假设水杉家族也有文化传承的话，把其数亿年历史记载下来，应当是一部雄奇的水杉史诗。再如《云中记》里，阿来描写了山顶上的一棵树，写它在地震的时候，“抱”着泥土从山顶上摔下来死掉了，“作家在写树的时候，并不是站在人类视角去俯视树，而是把人的生命与树的生命同等对待。人类的文学不能够只观照人类，还要观照整个世界” 。

　　“文学不应该仅仅是人学，文学不能以人类或任何一个物种、任何一个局部的利益作为价值判断，而应该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这是我们今天达成的共识。一个大作家，尤其需要具备生态主义观念，他心中不能只有人类，而是要胸怀万物。 ”胡平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