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科技的高速发展，全球化、城市化的深刻影响，当代社会加速转型。人们的社会交往与人员流动、生活方式与价值追求、自我认知与身份定位都与过往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每个人都在卷入“被称为‘现代化’的急切的、强迫性的、不可阻挡的变迁，并被迫接受与之俱来的一切事物” （齐格蒙特·鲍曼语） 。现代性社会实实在在地改变了人们日常社会生活的核心层面，影响到那些甚至最为个人化的方方面面。这种变化不只是物理空间的，在世界已经扁平化的今天，更是心理层面的，人们的时空感在改变；不只是区域性的、局部方面的，更是全局性的、综合性的；不只是短时间的、暂时的，更将是长时段的，至少目前看不到减弱的迹象。可以说，“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 。这种深刻的变动自然带来了各种固有秩序的消散和看似无序的混沌。这种“后传统”社会呼唤新的秩序与可能。对今日中国而言，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构建新的社会共识和自我身份认同。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是走向“美好生活”的基本条件，因为人们不可能在精神无所附丽，心灵无所倚傍，没有自我的认同和共同体的碎片化的失范的世界中寻找到真实的可以触摸的幸福。
晚清以降，传统社会在现代化的冲击之下，过去基于乡村社会所形成的熟人社会、宗法制村社的社会文化格局便出现松动，那里个人群体中曾经存在的共同利益、风俗传统、价值标准、感觉结构难以为继，也更难以具有内在认同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因为作为其根基支撑的生活内容在逐渐式微。这些曾经天经地义的“实际存在的共同体”及其个体身份意识在历史进程中加速消逝。走出乡村的人们必然会带来“我是谁”的困惑，新的认同危机和文化焦虑不可避免。更进一步看，曾经的共同体形态与相应的意识、身份，也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加速发展，日益变得模糊不清，无法辨认，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实际存在的共同体”也已不再真实存在。此外，当下的“国学热”“传统文化热”既是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一种表达方式，也是人们渴望建构文化共同意识的一种精神症候。人们理所当然地以“文化中国”来定位自己，以此确立何谓“中国人” 。但是全球化力量如此强大，伴随着“世界公民”现象的出现，仅以中华传统文化来确认自我身份并借以形成精神纽带而建构文化共同体，恐怕过于单薄、松散而归于无形，因为传统文化得以存活的生活方式、物质生产方式、社会家庭结构都已经不复存在，依靠现代转化而来的稀薄的传统文化基因，恐怕仍然难以实现当代中国人共同意识的塑造和文化共同体的构建。
当代社会中的人们越来越在社会的激变中弱化甚至丧失了自我身份和共同意识，越来越变成空间中的疏远、落寞、孤独的人群。这是全球现代性的文化后果，也是中国正在面对的现实挑战。从这种时代需要和中国现实的历史使命出发，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来构建社会共同意识就成为当代文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了。仅凭借乡村社会、传统文化、阶层关系都不足以完成当代价值观和共同思想意识建设，同时，由于民族以及宗教问题的复杂性，其在当今世界还具有极大的社会风险，仅凭借民族文化身份也无法担此大任。因此，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路径。党的十九大报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这里可以看出，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经过创造性转化已经成为当代文化建设与文化实践的重要内涵，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正在进行时，虽然在前无古人的道路上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仍然需要艰苦卓绝地上下求索，需要在不断改革中创新性地发展，可以说，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既是历史的总结、现实的实践，更是未来的探索与愿景。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取得的成就和走过的弯路都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探索提供了丰厚的滋养，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新人”的文化塑造和文艺书写，提供了坚实的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共同体的美学想象。今天社会发展有了很大的变化，文化艺术审美需要更进一步展开新时代自我身份的确认、自我与他者与社会关系的确认，新的文化共同体的建构，重新建立起自我认同感和身份归属感。 “我是谁？ ” “我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这些都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直面的极为基本又极为现实的问题。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言“文化本身是以象征和仪式的方式为人类生命过程提供解释系统，帮助他们应对生存困境的一种努力” 。
新时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要完成这个“社会整合力” ，其关键在于“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和“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并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融入法治建设和社会治理，体现到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文化产品创作生产全过程” 。这里，对于文艺工作者而言，就是要发挥好文艺创作、文艺批评、文艺理论和文艺治理在践行、弘扬和探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的根本优势与积极作用。所有的价值建设最终都是落脚于世道人心，而审美力量具有不可取代的意义，“审美代宗教”“审美解放”之类的表述，恰恰看到了这一点。审美共同体建设是社会文化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层面，文艺的一个重要的探索层面便是思考自我的主体性问题，无论是古典文艺通过人的外在行动来思考人的存在、自我的存在，还是现代文艺通过探测自我隐秘的内心世界来寻求自我认知的可能，文艺、审美都在为自我寻找定位与皈依。康德曾提出，“惟有在这样一种共感的前提条件下，才能做出鉴赏判断” 。他的这个见解为我们反思作为个体自我在文艺与审美活动中的存在很有启发性：审美是个人性的活动，但也更是一个联结自我与同类、自我与他者的纽带，共同意识的寻找与构建不仅是文艺和审美活动的必要条件，也是其最终结果。因此，社会主义文艺与审美应充分发挥好其在个体自我意识与社会群体共同意识建设方面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不是将社会转型中被抛入生活的个体培养成孤独的个人和孤独的人群，否则，可能只是看到人性的深度，难以体会到人性的温度。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并无固化的现成的模式，其拥有面向未来的丰富可能性，呼唤建设者去披荆斩棘，去开拓探索，但是它却不是脱缰的野马毫无方向的奔腾，它有明确的价值指向和时代的根本任务，人的建设、文化共同体的建设是新时代提出的重要的历史使命。马克思曾经提出“真正的共同体” ，其价值诉求旨在强调这个共同体与人的本质的自我实现诉求相一致，与人的自由相统一。当然，这是一个历史的展开过程，但这也构成了一种内在的规定性，没有这种内在的规定性，得到的很可能是被控制的虚假的共同体。如果说，当代文艺与审美存在最大的缺失是什么，我以为是价值观的无序与无方向感，很大程度上使得文艺与审美缺乏激动人心的力量，审美常常沦为世故的生存哲学，文艺抚摸着内心的伤口在自怨自艾的悲伤的泥淖不断加深着孤独的感伤。文艺与审美不应该以艺术自由、 “为艺术而艺术” 、文艺就是形式的探险之类的主张为借口而逃避时代、社会的责任与担当。在此意义上，伊格尔顿的话也许不无道理， “文学理论不应该因为是政治的而受到谴责，而应该因为在整体上不明确或意识不到它是政治的而受到谴责” ，当然，这里的政治应该理解为人民的事业。其实，不只是文学理论，文艺与审美活动的诸多方面也许都可以作如是观。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