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2019年，我已满100周岁，身体还可以，只是记忆力差了。今年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能和我的祖国过大生日，十分幸运。我们为新中国的成立奋斗过，也为新中国的成长建设投入过、奉献过，今后还会继续……希望在前方，指日可待。 ”在8月29日，中央美院与中国美协、湖南省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美院老教授回信一周年专题展览：“为新中国造型——周令钊先生百岁艺术展”开幕式上，美术家、设计艺术家、美术教育家周令钊说。
周令钊根据回忆绘制的“1938年长沙儿童剧团标志” ，连环画《独臂西施》色彩稿，壁画《世界人民大团结》色彩稿、线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应征图案复选修正图案说明》等300多件周令钊创作手稿、档案和大量与生活相关的文献档案都集结于此次展览中，其中政协会徽的设计稿、中央美院国徽设计小组的设计方案以及人民币的草稿等珍贵历史档案资料手稿，都是首次与公众见面。除此之外，主办方还以图文并茂的方式设计制作了周令钊百岁人生年表。展览分为“投身抗日，迎接黎明”“光辉岁月，艺为人生” “国家形象，倾注心力”“勤奋耕耘，永不停息” 4大板块，全面呈现了周令钊一心为祖国、为人民进行艺术创作、从事艺术教育的成就。
五四运动（油画） 一九五一年 周令钊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
周令钊出生于湖南平江县，受母亲影响，从小喜爱画画。在长沙读小学时，他被校门口的马克思、恩格斯肖像所吸引，在研究一根根“卷曲大胡子”的画法时，被进步的革命气息所感召。自13岁时考入长沙华中美术专科学校，周令钊便在艺术的道路上一发不可收拾。虽然入学不久，单纯的求学生涯因生活压力被迫中断，但是，周令钊却也没有离开美术的行当，他经同学介绍去到长沙八角亭的中国国货公司做广告设计，对于这项工作，“我认为既可以赚钱养家，也可以提高业务能力” ，周令钊说。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当时画着日用品广告的瘦小男孩，日后竟会成为新中国设计第一人。
“七七事变”之后，战争的炮火在全国迅速蔓延，个人的命运在动荡的时局里显得更加不可预测。周令钊至今还记得，他曾在火车站偶然看见一位误入英租界的童工，被英国士兵拳打脚踢的情景。那一刻他突然意识到，战争令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没有了立足之地，周令钊怀着满腔愤慨踏上火车回到长沙。回长沙后，周令钊立即参加了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与陈国忠、周玲玲、孙伟等人画抗日宣传布画，仅三个月时间，就创作出200余幅画作。周令钊还为“八一三”火炬大游行作巨幅抗战宣传画《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挺起胸膛，按住疮伤，前进》等，表达坚决抗日、誓死救亡的决心，从而受到广泛关注。
1938年， 19岁的周令钊进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汉政治部第三厅艺术处美术科工作。在此期间，他参加了大型壁画《全民大抗战》的绘制。尽管这件大型壁画存在时间很短，很快就被进犯的日寇所破坏，但是它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士气，作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国现代壁画的代表作品，在中国现代艺术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抗日战争末期，周令钊又随抗敌演剧五队去滇缅抗战前线写生，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深入缅甸，慰问中国远征队将士。反映了中国女性不畏日寇、坚定抗争精神的连环画《独臂西施》即创作于这一时期。
青年时期的周令钊经历了连年战乱，颠沛辗转，对于艺术学习而言，走得更多的是“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的成长之路，他在后来回忆到：“这段生活对我的艺术风格的形成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真正的美存在于大自然、大社会，学校启发你认识美，你得行万里路，到大自然、大社会中去寻找美、体现美、创造美。”
人民解放军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从左至右）周令钊主笔设计（陈若菊参与设计绘制）
“他搞了许多重大的事情”
抗日战争后， 1948年，徐悲鸿在看过周令钊的画册之后，托冯法祀带去了一封聘书，邀请周令钊到国立艺专（中央美院前身之一）担任讲师，希望他能在图案科教授速写、水彩与商业广告等课程。
后来，“北平解放，国立艺专与华北大学三部美术系合并，改名为中央美院，徐悲鸿先生任院长，解放区来的江丰同志任书记，阴沉的天变成晴朗的天，许多高兴的事都来了。 ”周令钊说。这“许多高兴的事”中，有一件便是周立钊和他最欣赏的学生陈若菊结为连理，徐悲鸿和夫人廖静文为他们主持了婚礼，激励他们共同努力，不断创造优秀的绘画和设计作品。这对年轻的夫妇不负众望，在此后的60多年里共同完成了一个又一个艰巨的创作任务。而他们婚后的第一次合作，便是开国大典上的巨幅毛主席画像。
在那个没有升降机等现代化设备辅助创作的年代里，要完成一幅高6米、宽4 . 6米的巨幅画像，难度可想而知，而且自接到任务时距开国大典也就还有20多天的时间。那些天里，夫妇俩每天一早就带着馒头和咸菜来到天安门城楼，站在脚手架上一画就是一整天。没有足够长的尺子，他们就像木工一样用粉线带画格子，怕普通画布不够结实，他们就选择用马口铁当画布……整个创作过程他们几乎全凭经验和感觉，以及一种“非常愿意为一个新的中国去做事情”的热情。
1949年10月1日的北京， 30万人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人群、旗帜和鲜花汇成了喜庆的海洋，而站在广场东侧的周令钊的视线牢牢锁定在城楼挂着的巨幅主席像上，他有些紧张，直到身边的人说画得不错，他才略微松了口气。当毛主席站在画像上方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刻，一夜未合眼的周令钊感到心情无比舒畅。
在圆满完成毛主席画像之后，更多的设计任务落在了周令钊身上，当时的新中国百废待兴，许多工作几乎都是从零开始，周令钊先后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徽、共青团团旗、少先队队旗、人民解放军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以及第二、第三、第四套人民币，人民大会堂主会场的“满天星”穹顶等众多国家级的重要设计任务。
“他搞了许多重大的事情，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从不张扬，如果换成有的人，能参与其中任何一项，都可以‘吹嘘’一辈子了。 ”画家黄永玉说。至于周令钊到底设计过多少作品，周令钊的女儿周容说：“父亲到底设计创作过多少艺术作品，他自己都没有概念，也从来没有统计过，‘以至于只有再见时才能想起’ 。 ”
甚至曾经，周容与父亲一同走在长沙街头，周令钊看到临街商铺上大大的“中茶”标志告诉周容那是自己的设计时，周容心里一惊，要知道作为清华美术学院视觉传达设计系的教授，周容曾多次拿着这个标识作为设计经典案例讲给学生，但她却不知道这构思巧妙的著名标识竟出自父亲之手。这种惊奇，在周容那时有发生，更别提其他业内人士了。
正是因为艺术设计工作十分出色，所以周令钊更为人所知的是设计领域的成绩，无形中他的绘画创作被隐到幕后，实际上他的绘画作品也一样受到同行的高度赞誉，绘画在他手中成了艺术设计的表现工具。他的油画凝重而深沉，他的水彩活泼而具有弹性，他的素描强调线的使用，他的水粉酣畅自如。后来，在各方建议下， 2011年10月，“周令钊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举行，这是对周令钊从艺80年的一次完整的总结，时任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评价说：“他和走进共和国的一代中国设计艺术家，用崭新的世界形象‘设计’了崭新的国家形象，使国家意志视觉化，反映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精神风貌。 ”周令钊却谦虚地认为：“国家、人民养育了我的一生，草木也会成为有用之才，在我这棵树上的年轮，有过曲折，有过艰辛，好在有坚强的生命力。对艺术的认真、勤奋和严谨，是我一生的习惯。身处盛世，国家昌盛，人民幸福，我还要为美化国家，美化人民生活，继续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