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南端的海南，经过31年投身改革开放时代大潮的不懈努力，实现了从边陲小岛向国际旅游岛的蜕变，成为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

　　海南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向往的热土，数以万计的人川流不息地跨越琼州海峡，涌向海南。这一改革开放中的罕见现象，后来被称为“十万人才下海南”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闯海人。这就是“闯海人”一词最恰切的历史性来源。

　　李少君的长诗《闯海歌》在云南《大家》杂志发表后，获得了第四届中国长诗奖，或许是他抓住了时代的敏感点。

　　形象地说， 《闯海歌》的抒写是第一代闯海人的精神“浮世绘” 。刚建省的海南，一切都是激情澎湃，而理性、秩序等尚在建设之中，甚至有些方面处在混沌的状态之下。海口三角池（人民公园、海口东湖）之间，每天上演的是一幅活生生的市民“浮世绘” 。正如李少君在《闯海歌》中描述的：“我迷信海洋是史诗/英雄与奇迹发生之地/我可以在海上建一座宫殿或某种海市蜃楼/以满足我的激情寄托我的梦想和辉煌/那些漂浮的岛屿与天上的浮云相映生辉/足以把每一天变成浪花飞溅的海天盛筵。 ”这只是像李少君那样文人的乌托邦和“弥赛亚” 。

　　而真实的图景却是另外的样子，真实的生活远比这残酷得多。我无法去还原那段艰难的生活经历，但我的灵魂却再一次被李少君的《闯海歌》所唤醒。 《闯海歌》的抒写不仅仅是一份语言修辞学的担当，更是一份记载真实历史和承担道义的文化意义上的布道和拯救，这种抒写是以人性为基座的，他真实而透彻，能够给灵魂予以安慰。“我选了一处海滩边有点隐秘的林子/在两棵树之间拉起一张吊床/往上一躺，很是惬意，就这样/我看了一夜最美的落日和星光/又听了一夜最动听的涛声和鸟鸣/这些，都转化成了我内心优美的旋律。 ”

　　评论家李建春有一段话我是极赞成的：“李少君的诗论格局很大，他是作为著名的《天涯》杂志的主编开始构建他的诗论的，因而社会性和文化格局的意识很强，他进入现代诗学研究，仿佛是此格局下的一个专题。当代诗的‘草根性’ ，新世纪诗歌最有影响的概念之一，就是他在全球化背景下，参照多元文化主义在地域性的立场上提出的，‘自然诗歌’得到了他个人诗写经验的滋养，但是也兼顾全局。 ”

　　诗人李瑾认为，李少君创作的最长的作品《闯海歌》 ，一下子将他的诗集《海天集》的“神性”气质调整到“现实”的平台上，“问题”的浓度加重了，这首诗表明，尽管他在赞美、歌唱，但丝毫没有逃避现场、逃离社会，而是将个人的神经末梢扎入时代的脉搏之中。诗人安琪说， 《闯海歌》无疑就是广阔的生活。全诗以诗剧体的形式叙述了“我”跟随“十万人才下海南”的经历，“我”坐火车、过海洋、乘长途汽车到海南实地考察之后决定大学毕业直接到海南谋生，期间遇到同样闯海的外乡人、热情的黎歌王以及不可避免的困难和对困难的化解……全诗最后以“我”创作的歌曲《我是有大海的人》作结，巧妙地把作者自己喜欢的作品自如地放了进来，完成了一种喜剧性的救赎。

　　而我更需要重申的是： 《闯海歌》的抒写是作为历史记忆的一部分，此历史正是存在的历史。李少君是一个不断跋涉的精神登顶者，以其自然诗学建构俯瞰人生的网格，因而其就拥有永远站在自己精神的极点，那种灵魂“慎独”状态的可能性。

　　“日日开船顺风浪/撒网捕鱼鱼满舱/南海是我祖宗海/护佑子孙世代长”“渔姑靓丽又聪明/挑水下船勤织网/阿哥开船掌稳舵/采海归来天茫茫”“海鸥踏浪走四方/巨鲸巡游闯天涯/一生坎坷漂泊多/所幸港湾容我船”

　　这位皮肤黝黑的老船长“海上信天游”十分出彩，是全诗的诗心和诗魂，但似乎还有向纵深地带，向更广的广度和深度海洋文化和迁徙移民文化挖掘的可能性。

　　《闯海歌》的抒写正契合了三十而立、海南再岀发的时间节点，正对应了海南国际旅游岛、自贸区建设的伟大的历史进程。前有歌曲《请到天涯海角来》 ，今有长诗《闯海歌》 ，这些都是海南不同发展时期文化的扬声器和冲锋号，成为奏响海南美丽的蓝色海洋之恋大合唱的一个激悦的音符和文化地标。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曾以“牛虻”自喻，“牛虻”精神也从此成为批判与自我批判的象征和代名词。学人不仅要向权力说出真理，而且最主要的是包含批判与自我批判，共同完成对这一传统的发扬光大和致敬。李少君既是诗人，又是诗歌理论家，更是深谙批评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否定的理性，它的本质规定性无疑具有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

　　梦想与承担，理性与回归，我们依然相信精神的力量。这还是那个“我是有大海的人”在大海边上的吟唱吗？

　　我是有大海的人/我的激情，是一阵自由的海上雄风/浩浩荡荡掠过这一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