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很喜欢李黎小说的。这种喜欢的缘由，用一句话来说是：李黎的小说自然，重生活质地，具有穿透力。如果细化，可以引申为三点印象：

　　第一点是，李黎的小说不媚俗、不“媚雅” ，很自然。李黎的《水浒群星闪耀时》 ，这个书名看起来很俗，“群星闪耀时” ，这种表述，如同指向了当下娱乐圈，然而里面的主人公是一群水浒英雄，这颇有解构感，不俗之处就在这里。小说媚俗的写法应该是猎奇猎艳的，注重故事情节的大起大落，让读者获得快感。《水浒传》写英雄，写道义，写打打杀杀写得比较多。李黎写这些人物的日常生活比较多，写俗事比较多。李黎把英雄还给了人，把壮烈的光辉岁月还给了庸常的日子。 《水浒传》更注重故事情节，而《水浒群星闪耀时》更注重人物心理，里面收录的篇章都可以归入心理小说。江苏人施耐庵的写法不媚俗，李黎就更不是媚俗的了。这样问题就来了，李黎为什么一定会、偏偏会把水浒英雄写成这样？我认为，是源于对人的自我状态、对普通生活的重视。汪曾祺的《受戒》为什么一定会、偏偏会把寺庙写得那么世俗呢？因为汪曾祺是热爱生活的，是生活家。这两个江苏人，都看重世俗生活，或许是有共通点的，和他们的平民立场有关。李黎的其他小说，大部分就是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李黎的小说也不“媚雅” ，不做先锋姿态，不做高深之态。他的表达，绝不文采飞扬，内容绝不晦涩难解。不媚俗，不“媚雅” ，这样的小说家实诚。尽管我对把小说写得晦涩的作家并不反感，但我喜欢李黎这样的小说家，我认为不玩花活，不“媚雅”的作家才拥有了起码的自信。“媚雅” ，其实比媚俗更令人反感。我们能忍受俗，以大俗大雅的小说最为佳，但我们不能忍受装和作，似雅实俗的小说最令人失望。李黎的小说不媚俗、不“媚雅” ，是自然的，写人的普通状态，写普通生活，写得或行云流水，或枝蔓丛生，有滋有味。

　　第二点是，李黎的小说擅以跑偏的方式，展现生活状态、生活质地。现实生活是混乱的，小说中的生活却不是，因为小说中的生活是按照作家的意志展开的。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如何让小说中书写的生活更具有生活状态和生活质地呢？提炼、凝缩是一种方式，跑偏就更是一门学问了。从遇见李黎的《悲剧之旅》开始，我注意到他懂得跑偏，等遇见《平安夜》 ，我认定他是擅长跑偏的。严密的小说，一个事件同另一个事件相连，依靠的是严密的逻辑，这样的小说具有逻辑的力量，因此，无关的内容也将被排斥。从小我们就按照突出“中心思想”的方式训练写作，新人学写小说，通常是先学如何确保不跑偏，因此许多小说经典因其不跑偏的严密性、严整性成为范本。但是，小说也可以有足够的余地，来涵容丰富、芜杂的内容，从而让所写的生活变得更像混乱的生活。王安忆谈过小说中的闲聊极为难写，可想而知要模仿生活的混乱，自然更为艰难——跑偏，是解决这难题的一种方式。《平安夜》是一篇以精彩的跑偏来吸引我的小说，作品是从房子装修写起的。因为男主人公陈尚龙准备结婚，所以装修房子。房子装修期间，陈尚龙的未婚妻获得了一个去新加坡做半年访问学者的机会。陈尚龙的婚期和婚礼有了变数，作品中暗示，两个人能否继续在一起并未可知。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李黎突然就不沿着这条线写下去了。他开始用跑偏的方式来处理这个读者关注的问题，而且在跑偏的这个过程中容纳了更多对生活的理解。他的邻居（一对男女） ，对他们装修的噪音、喝酒的喧哗不满；而且两位邻居正在闹分手。邻居的故事在因果上并不能必然解决陈尚龙和未婚妻之间的问题——这就是跑偏了。这种跑偏，以偶然性、以不精准对位的面貌出现，却大大地丰富了小说的内容，模仿了现实生活。

　　第三点是，李黎的小说注重人物内心景观，从人心看得见世道，具有穿透力。小说仅能写出生活本真的混沌状态是不够的，小说还应该具有穿透力，穿透混沌的生活。李黎的小说大部分是心理小说，他是先向内求，写人物——生活主导者、实践者或受压迫者的内心景观，然后再向外求，让读者根据人物所拥有的心理，来感受人物和生活的关系，体会世道。 《金印汉子之歌》中的宋万、杜迁上梁山后悠闲地生活着，无事可做，只惦记着讨好宋老太爷、宋江。宋江脸上刺有金印，这是反叛者的标记，宋万、杜迁也想在脸上刻字，他们想的是和老大统一步调。宋江脸上的字是反叛标记，宋万、杜迁在自己脸上刻的字，是献媚的标记。可是他们发现宋江以乱发遮住这标记，而且他们越来越难以见到宋江，后来竟得知宋江把金印洗掉了。作品把宋万、杜迁以及宋江的心理写透了，也就是把世道的某一面看透了。在看待人物的时候，李黎和鲁迅有相似之处，他们笔下几乎没有完全清醒的人，他们都以俯瞰的方式对待日常生活或者说庸常生活中的小人物，所以，他们的笔触比较寒凉。鲁迅在自己的时代，写了人的麻木；李黎在自己的时代，写了人的摇摆。无论是李黎笔下《平安夜》中的陈尚龙还是《逃逸》中的陈尚龙，无论是宋万还是杜迁，他们的生命中都没有坚固的价值观念，所以，他们被钉在自己生活的老地方不停地摇摆。

　　如果给李黎提点意见，我会建议他将更复杂的人物关系纳入小说中，不仅以心理为发力点，还要让人物和社会、历史建立更紧密的直接联系。李黎的小说有向内的深度，如果能寻找社会、历史转变作为小说的大背景，会继续获得向外扩展的广度；如果还能参与到社会史和思想史的演变中去，会继续获得小说的强度和厚度。但是，很多事情是很难讲的，汪曾祺很少为自己的小说寻求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也不大注重社会史和思想史的纳入。小说家可以有很多模样。李黎不一定需要成为有广度、强度、深度的思想者，比如鲁迅。我可以看到的是，他会以平民立场把自己和鲁迅区别开来，再以俯察对待人物的寒凉笔触把自己和汪曾祺区别开来。或许，李黎正走在鲁迅和汪曾祺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