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皇皇巨著—— 《 〈浮士德〉新译新解》 （中国文联出版社2019年1月第1版） ，摆在我面前。读罢感慨万端，欣喜过望。《浮士德》新译新解者为姜铮，是我大学时代的学长和至友。当年，我在哲学系读书，他在中文系读书，那时他就痴迷于文学巨人歌德与其世界名著《浮士德》 。我们一见面，他就津津乐道歌德与《浮士德》 。五十年过去了，其间一直听说他专注于重新翻译重新解读《浮士德》 ，这是他的执着的文学梦。
《浮士德》被恩格斯称为天才诗人歌德晚年最成功的文学巨著，它是对人类的一首赞歌，赞扬人的进取精神。 《浮士德》与《荷马史诗》 、但丁的《神曲》和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并称为欧洲文学的四大名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文明成果都值得尊重，一切文明成果都值得珍惜。 ”习近平总书记在知青岁月时，为了能读到《浮士德》一书，竟跑到三十里外从另一知青手中借来捧读。时隔四十多年，习近平总书记出访德国时对德国总理默克尔和德国汉学家谈起当年借读《浮士德》的奔波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念念不忘。
为翻译这部巨著，为学德文，姜铮大学毕业后到位于北京的歌德学院进修德语。因他的学术论文和专著优异，他获德国歌德学院留德一年奖学金，随后成为德国学术交流中心和德国古典时期魏玛基金会的资助学者和客座研究员，并受著名汉学家顾彬教授邀请，由当时的国家教委派出作为中德政府间互换合作研究教授，赴波恩大学做中德比较文学研究。有了如此扎实而纯熟的德语功力，让他张开文学翅膀，在重译重解《浮士德》的梦想天空中翱翔。他读尽中文翻译出的各种版本《浮士德》 ，深读，比照，探究，请教。历数年，终于捧出自己的《 〈浮士德〉新译新解》 ，圆了自己的梦想。他的《 〈浮士德〉新译新解》集大成，纠偏误，有如下不容低估的独特文化贡献：
《 〈浮士德〉新译新解》梳理了《浮士德》百年汉译的各种译本（大陆九个，台湾地区一个） ，姜铮既高度尊重、虚心学习几代前辈翻译家的成果，又敢于大胆纠正其谬误。如作者所言：“对郭沫若、绿原等译本有借鉴，有纠谬，有补漏。 ”作者坦言，郭老译本是他的《浮士德》启蒙读本。姜铮的第一部专著（ 《郭沫若与歌德：人的解放与一书的解放》 ）就是其译序《浮士德简论》一个主要论点的阐发与新构。他在《 〈浮士德〉新译新解》中评价了郭老译本的优长与不足，在自己的译著中保留了郭老的六段精美译文，以纪念这位筚路蓝缕的五四新文化开拓者（姜铮曾为中国郭沫若研究学会理事） 。对绿原译本（第一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文学翻译彩虹奖”获奖作品） ，他也评价甚高：“学养深厚、笔力健硕、注释征引丰富，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并归纳出它的三大突出成就与三大遗憾（见其前言） 。对其它译本，精粹者必吸纳，如对“玄牝”一词的认同与采用；谬误之处，也不讳言，如云“绿原之后的六个译本，对前四个译本的误读误译大半照单全收，前言、题解、注释中的常识性错误与理解性错误屡见不鲜，有的译本生造词汇、不守汉语之法、糟蹋母语，有的译本不以文本为据，妄加评说，甚至以‘文革’式语言注解《浮士德》 ，有的译本难能排除部分抄袭之嫌” 。作者甚至在其前言的附录中公开揭露了一个抄袭版本。如此等等，无不显示作者“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的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姜铮说：“说出上述看法，目的不在评人，而在警示自己：前辈成果要借鉴，但不可因袭，应在前人迷惑、失误、停止之处重新起步。 ”“我提醒自己：阅读《浮士德》 ，如果只见其形象而不见其思想，就是没有读懂；译解《浮士德》 ，如果只是笼而统之地从概念到概念，不能在词语、诗行、场景、悲剧冲突及悲剧结构中显现其思想，就是译解的失败。 ”
姜铮的《 〈浮士德〉新译新解》澄清了对《浮士德》体裁形式的许多褊狭认识。在本书梳理的十个译本中，郭沫若正确地理解其为悲剧，可惜没有后来人的承继与阐发。绿原改变了悲剧的思路，称其为“以‘悲剧’名义问世的所谓‘悲剧’ ” （实即否认其为悲剧，此说影响甚广） 。多数译本称其为“诗剧” ，个别译本称其为“正剧” 。姜铮从歌德的初始创作、命名、创作全过程、艺术特征、舞台演出以及悲剧的诞生、古希腊的戏剧传统、戏剧的美学分类等诸多方面加以考察，确认其为名副其实的悲剧，并以黑格尔的经典论断确认其为“绝对哲学悲剧” 。这部巨著对悲剧体裁和绝对哲学悲剧特质的认定，既解决了《浮士德》研究领域里一个首要的认识论问题，也为如何正确翻译《浮士德》确立了该剧作艺术体裁与样式的定位。
姜铮遵循黑格尔在《美学》中的论述，首次提出： 《浮士德》的语言是统一的“诗台词” 。此前的一些翻译家，注意到了《浮士德》戏剧方法和语体的复杂多样：戏剧方法有希腊式悲剧、中世纪神秘剧、巴洛克寓言剧、文艺复兴时期的假面剧、意大利的行会剧、幻象剧、活报剧等；语体有格律体、自由体、颂歌体、挽歌体、合唱体、八行体、三行隔句押韵体、三音格诗体等等。因此苦恼于难以翻译且不易形成统一的语言风格。姜铮的译文，既没有抛弃原文的诗体形式而改用散体，也没有亦步亦趋地移植不同戏剧方法所使用的原诗的诗形、诗步和押韵方式；既注重局部语言的特殊性（如文言体、书面语、谐谑性、“戏剧性幽默的胡诌” ） ，更强调整体语言的统一性，寓多于一，全剧语言为风格统一的“诗台词” ：口语化，音乐性，当代性，自由体，全文押韵，适于朗诵和吟咏。因此，较之前人译本，本书的可读性大为增强。
姜铮分析出了《浮士德》的两种结构：外显结构与内隐结构。前者指部、幕、场、景的划分，后者指逻辑结构，即主人公追求真、美、善理想境界的行为过程，一般称之为五大悲剧：知识悲剧、爱情悲剧、政治悲剧、美的悲剧、事业悲剧；实际上这是一个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人类认识逻辑即螺旋式上升的认识规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姜铮还首次提出了《浮士德》存在一个与“天堂序幕”遥相呼应的隐藏着的“升天尾声” 。“尾声”与“结局”是两个不同的戏剧术语，姜铮认为：序幕与尾声是近现代戏剧的结构形式，但歌德之前只有序幕，没有尾声，《浮士德》应该是最早使用序幕与尾声的作品。
对作品逻辑结构的分析，为作品精深博大的思想内涵的开掘提供了坚实的文本基础。这个思想内涵（理念、哲理） ，可以用姜铮的一段话概括：“一部《浮士德》就是一个完整、形象的哲学体系，一个蕴藏着无限的自然美、艺术美、劳动创造之美和辩证发展之美的人类世界，一片思想的深海和精神的晴空。 ”这种美就是《浮士德》特有的悲剧美。 《浮士德》是辩证法的形象教科书；是“德国人的世俗《圣经》 ” 。 《浮士德》的泛神论思想是从基督教世界观过渡到“未来自由的、人的世界观的前阶”（恩格斯语） 。 《浮士德》与我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对当代中国的精神文化建设亦有启迪作用。
姜铮在这部书中援引近70条马克思、恩格斯、黑格尔对《浮士德》的解读与评论。马克思、恩格斯作为伟大的革命导师，黑格尔作为伟大的哲学家，他们对歌德和《浮士德》 ，对文学艺术和各门科学，对德国及欧洲历史，都有深湛的研究，并且都运用同一种“伟大的思想方法” ——辩证法。这种方法能够“透视自然和历史，创造伟大的经验，洞见到合理的东西，并把它陈述出来” （黑格尔《逻辑学》第72页） 。因此他们的论述至为精辟，对我们理解《浮士德》无疑具有导向性作用。至于姜铮在“剧终附注”里指出的《浮士德》思想与黑格尔《哲学全书》（ 《逻辑学》 《自然哲学》 《精神哲学》 ）之间的对应关系，这是一个很大的研究课题，有待于更多专家、学者的研究与明辨。
（作者系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