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梦最新推出的一千六百行长诗《钓鱼城》 （中国青年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 ，因其在结构、语言、意象、气韵以及史料处理等方面的优异表现，作者藉此抵达了自己诗歌创作的新高峰。

　　《钓鱼城》按照事件发生的时间进程，部署了三个非时间渐进叙事的独立篇章，依次为“攻城者说”（ 《我们的弥留之际》 ） 、“守城者说”（ 《用石头钓鱼的城》 ）和“开城者说”（ 《不能投降的投降》 ） 。无问孰敌孰友，作者跳出作品外一声不吭、一字不吐，仅这一往往只在小说中才施用的创意，就为这部作品收割的成功放下了吊桥，开启了城门。接下来要干的活儿只剩下入城、占城两项了。作者是一位多种门类文字写作的复合型操持者，单单写诗的“纯诗人” ，基本想不到这个方向。

　　作者不薄任何一方，让“攻城者” “守城者”和“开城者”三个团队，分别派三位代表性人物站出来说话。代表攻城者的是在攻城期间的离世者：蒙古大汗孛儿只斤·蒙哥、蒙哥随军夫人出卑和蒙军前锋指挥汪德臣。代表守城者的是顽强守城的宋军将领余玠、王坚和张珏。代表开城者的是宋军将领王立、脚踏两只船的熊耳夫人和蒙军将领李德辉。这九人虽有男有女，身份各异，但他们的内心独白不外乎是借助人事、山河、草木等，对一座城、一片草原尤其一宗战事的回忆、希望、失望、欣慰、自责、痛苦、不舍以及抗争。并且，每一位的出场，都以“再给我一点时间”放大，陡立自己在时间面前的遗憾和无奈；再者，鱼和石头，是频繁进出、贯穿始终的两大意象。就是说，这样的设计，虽然走了新，但无疑给自己的创作设置了一大难题——重复、单调和沉闷。如果语言技艺捉襟见肘，对九位当事人的内心变化和钓鱼城城况没有精准把握，是处理不了这种乱麻似的难题的。令人惊喜的是，作者让我们读到了他解决问题的超强能力。撇开诗艺不论，这应当归功于故土与游子的有效互动。

　　作者赵晓梦是一位新闻媒体人，我没想到，他居然可以把《钓鱼城》写得这样从容、宁静和优雅。诗的血肉丰满、扎实细密，与一些内容空洞的诗形成了鲜明对比。而这，最终衍化成了一部长诗不可或缺的整体氛围与鬼魅气场。没有对故土的深爱、感恩、敬畏和宗教般笃定的信仰，做不到。

　　钓鱼城之战的双方，一方是主动的、凌厉的，一方是被动的、坚持的。诗人赵晓梦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并对这种巨大反差形成的美学张力乐此不疲，进而深耕细作。 “与大鱼搏斗，你得学会巧妙周旋/像太极，发出四两拨千斤的力量/甚至假装妥协，假装把自己置于险境/直到大鱼咬牢这石头城做的钓鱼竿” 。可以说，用内卷的石与外翻的鱼，来引领、运行并完成《钓鱼城》 ，应该是赵晓梦创作这部长诗的撒手锏。在这一诗学方程与算式里，石和鱼是矛盾的、对立的，又是相辅相成的：鱼不惹石，石不内卷；石不内卷，鱼不外翻。内卷中，石头看不见了，或者说看见的是虚构的石头，梦中的石头，跟钓鱼城军民之心完全一致的石头。外翻中，看不见的内心的鱼，浮在水面，翻白，看得见了。一块石头，钓了三十六年的鱼，去填大宋永远救不回来的肚皮。同时，用吃鱼得来的力，再去钓鱼。三十六年，最终，鱼熬成狼，又变成火。一块叫王立的石头，在火的围困中屈服，是为了让所有内卷的石头走出来，从石头回到石头。 “一城人低于粮食和水的紧迫现实/足以打开英雄气短的城门，足以/逶迤群山的道德良心，直指人/虚荣、贪婪、自私的软肋/……后世的非议，我已经无暇顾及！ ”

　　作为史诗向度上的作品，其诗化程度又很高，除了诗人的天赋、语言的道行，作者还在叙事上下了大功夫。就是说，他的诗，侧重的是对诗的叙事，而不是对事的叙事。他把事件的大背景小背景，把九位出场人物的生平，乃至钓鱼城及周遭地理环境——那些仿佛必写的“事”的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做了剔除和弱化处理。虽则如此，我还是认为，这部长诗的后边，应该附一篇正写“钓鱼城之战”的文章，将诗中涉及的知识点纳入其中。否则，诗倒是纯粹了，却又为难了一些对钓鱼城历史不太了解的读者。只有在“事”中知道了，才会在诗中知道：钓鱼城是一坨大石头，而鱼，则是这座城的一个传说。

　　诗中意象熙来攘往，不懂，或不甚懂，实为正常。如果哪位读者宣称他读懂了《钓鱼城》里的每一个词，那要么他是神，要么诗就不是诗了。诗行中为什么要多次出现“垂直阳光” ？是说明钓鱼城什么时候都能被太阳晒到，还是表达钓鱼城的暑热天气？诸如此类的问题，有待进一步探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