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学历史的长河中，诗、词、曲、文经历了多则数千年少则千余年的发展，在庙堂与民间、精英与大众、雅与俗之间，都历经了各种曲折，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而小说自古为小道，历来不被重视，文学家更耻于提及，遑论研习与探索。直至清末，梁启超等人将小说提到家国天下的高度，小说的地位才得以确立。

　　虽说中国现代小说至今走过了百年历程，但仍未完成必要而充分的文体实验、修辞考辨和雅俗穿透。事实上，对于历史上中国文学的主流形态而言，雅俗分野其来有自，各门类内部有目的、有规律地雅俗沟通在文学史上都显露出明晰的轨迹。然而20世纪以前，中国小说始终局限在俗文学的范畴，与正统文学之间相距甚远，自然难以实现文体内部的风格斡旋。

　　20世纪以来，现代小说直接参与到历史进程，在中西文学与文化的激荡中，经历了言文一致的语言革变。加之革命与战争的需要，以及商业社会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小说的雅俗融合开始出现。分化或合流得以深化，自觉的文体试验及其中的修辞发酵，使得雅俗之间发生了真正意义的并置和交叉，甚至雅与俗以适切的形态同时化入小说文本之中，以此标志着小说叙事的完备、语言的成熟与美学的自觉。

　　黄继树的小说创作以表现历史人物与文化地理著称，其时常游走于历史与现实之间，既有严肃文学的文化体量，又兼及大众文学的阅读期待，逾越既存的雅俗藩篱，打破现有的修辞陈规，建构成雅俗同体进而穿越雅俗的叙事形态。从《第一个总统》 ，到《北伐往事》 《大清名臣陈宏谋》 ，再到海内外长销不衰的长篇历史小说《桂系演义》 。他的作品史实与史识并存，注重激活历史传统，也藉以凸显现实考量，更在乎表达文化理想。长篇小说《灵渠》 （漓江出版社2019年）是黄继树于古稀之年的又一力作，其以恢弘的视野与畅达的笔调，重新表述在广西、中国甚至世界人工运河史中都有着独特地位的灵渠。

　　《灵渠》讲述了秦国史禄抗拒命运摆布，突破现实重围，追求价值重整与文化归一的生命历程，其怀着打通中原和岭南通道的强烈使命感，历尽艰辛和曲折，开凿了连接湘江与漓江之间的灵渠，为秦国统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无论是从历史观念、现实考量而言，还是出于文体意识、语言表述层面， 《灵渠》的写作都延续了以往的文学风格，尤其是接榫了《桂系演义》所开创的叙事形态，突破雅与俗的简单化区隔，也弥合了精英与大众的文化裂隙，是沟通、融汇雅俗之后的一种重新生发。具体而言， 《灵渠》之所以能够打通雅俗，主要归结于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历史意识与当代表达的统一。 《灵渠》事实上接续的是文化寻根的脉络，书写了岭南文化的开放与开化，对壮族文化的斑斓多姿也多有呈现。且以大秦一统、地域贯通、边缘归属的历史观念，辐射当代中国的现实价值与文化理念。小说毫不拘泥历史而走向大众，脱胎于传统并具备当代特质。

　　其次是神话传说与史料考据的融合。事实上，中国古代典籍对灵渠的记载极为有限，这为小说天马行空的虚构开了方便之门，但也成为了写作最大的难度。如何令想象驰骋而不至于漫无边际，又如何使追溯回望都渊源有自，这是《灵渠》写作的第一要务。而黄继树在史料上下足了功夫，也进行了充分的辨析，叙述中蕴蓄的神话传说变得有理有据，为人信服，小说也因此在虚实之间获致了巨大的张力。

　　再次是家国情怀与主体经验的并存。在史禄身上，充溢着激昂澎湃的政治怀抱与家国情感，小说固然体现了一种民族融合和国家统一的文化方向，但史禄并没有湮没其中，成为历史与政治的传声筒，也没有被贴标签而进行简单化处理。小说在他的快意坚决和磅礴气势之中，掺入了个体的生命曲折以至精神跌宕，并且在价值重建及言行进阶中，建构起了丰沛独特的内在主体性。

　　可以说， 《灵渠》以立意之雅正与言辞之化俗，书写了一种令人确信的浪漫主义，也传达了晓畅通达的文化理想，这成为小说超越雅俗之框囿的重要凭借。

　　当代中国小说发展至今，实际上面临着难以纾解的困境：一方面严肃文学对大众读者的吸引力不足，另一方面网络文学中存在的虚胖和粗制滥造的问题有待解决。在如是之境况中，如何穿越雅俗，审视并超越其中的二元对立，使其融汇贯通，相辅相成，成为了当下中国小说重要的命题。

　　在这样的语境下，黄继树和他的小说写作虽然称不上经典和范式，但无疑代表着一个方向，更意味着一种路径和方法。事实上，小说之雅俗的背后，关涉着文体风格、语言结构、叙事伦理的现代辞格，在这些方面而言， 《灵渠》 《桂系演义》等小说无疑提供了有益的参照。进一步说，黄继树的小说如能强化修辞自觉，设置更为精当的人物言说与叙事话语，在美学理念的加持与小说语言的节制之间，探寻适恰的平衡，从中确立小说自身的雅俗体量与文体风格，如史禄凿通中原与岭南通道一般，打通文学之雅俗，构筑一种新的文体和修辞视阈，那么将为穿越雅俗的小说形态提供更好的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