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通史》 （两卷本）由中国电影出版社、文化艺术出版社联合推出，作者系电影理论批评家、电影史学家丁亚平。该著是中国电影史书写以来最新的中国电影通史类集大成之作，出版后受到电影界和学术界的欢迎。《中国电影通史》以五个部分叙述了从电影在中国放映起始至进入互联网时代后的中国电影发展近况，全书以120万字的篇幅，将中国电影120年来的历史通过系统式的记录与书写，呈现出以影人、影片、影业为叙述核心，兼论发散式的历史文化与现代气息观照，通畅厘清了一条统筹支流的中国电影历史发展主脉。

　　电影与历史本为两个内涵极为丰富的学科，两相交融之时产生出大而奇妙的能量。历史固然求真，但是“真”的背后却承载多义的复杂性，看似简单的命题却以吊诡的现象发生。而对于电影史研究者来说在书写中“干净独立” 、不留遗憾也成为一项重要挑战。电影历史的写作，如何在符合历史的语境下敢于担当，勇于对待真相，以求真追求的态度和历史批评的标尺，做真正合格的书写与凿凿有据的言说，是电影史学面临的任务。作者丁亚平说，“电影史及其反思性转向，以独立的精神、正义和学术的品格为旨归” ， 《中国电影通史》内容丰富，求真求全，确实令人钦佩地达到了这一史学旨归。

　　写作历史，要基于前人研究的成果查证、思考，这虽是一项基本功，但也需要作者以很大的自信与决心去做科学的探索与研究。中国电影诞生之《定军山》在影史上一直是在不断确证探讨的问题，研究者对此进行的考查，资料虽繁多，但真正合理有建树的观点仍然不太多，且有些观点表面言之凿凿实则有失偏颇。 《中国电影通史》在描述这段历史时，再次将《定军山》重述、确定为中国电影摄制活动的开始，这样的表述背后的理性姿态，值得注目。作者坚持，“电影历史写作，首先要充分地、尽可能广泛详尽地占有材料” 。他在研究和写作时首先论列五项颇有意义的史料作为依据，坚持原典实证去厘清这一事件的影史脉络；其次条分缕析地详述任庆泰与丰泰照相馆、与《定军山》之前后线索；最后援引李少白先生的“基础事实和细节事实”一说，肯定了《定军山》作为时代起始的闸门意义。

　　电影史学家并不是在真空里工作的。在时代发展过程中，人们不可能避免要受当下历史场域、文化思潮、审美态度等条件的影响，这样形成的价值取向和思维视野必然会体现在作者的言词观点之中，可是保守观念和随波逐流都是对前述语境的误解，如何在输入现代气息的基础上，对影人、影片、影事理善研判，反而没那么简单。理善是理性与善意的和谐交融，这不仅需要写作者的真才实学，更需要其宏阔的视野以至高尚的人道主义关怀。历史本身就是多元的，富于对话性，如果在写作中不以包容之心考察，毋庸置疑会陷入单一窠臼，也无形中消解了历史中伟大影人的苦心与成就。此外，全书不仅充分体现中国主体的姿态与高度的文化自信，也打消了一家之见的狭隘之义。在该书下册中，作者观照全球化与互联网时代中的中国电影发生发展，将视角放诸全球史视域，不偏于一隅，充满了一种对话性和现代气息。

　　一般人仅将电影史述作为一种知识，但是《中国电影通史》一书却提出一个较少被关注的史学追求，即打破“单一价值取向” 、“提供一种电影标准” 。所谓价值取向谈论到电影史的功能性，而电影标准则深谋远虑地关涉到更复杂多元的电影本体与电影业的宏观考量，鉴往知来中，怎样以电影史学之力为电影发展找出“历史纵深线” ，为影史上的“基本电影”和“范式电影”本身提供标准和规范，体现出作者作为电影批评家和史学家对电影史发展与电影本体的综合性把握与建构标准的努力，这也昭示出我们需要思考电影史除了书写历史、辩证评价之外，还能彰显什么样的价值。

　　无疑，寻找方向，厘革现状，不一味拾人牙慧、炒冷饭或自缚枷锁，自觉梳理、查证和找寻新史述的支撑力点，是异常难能可贵的。所以如《中国电影通史》这样身体力行的成果，“秉笔直书”并非轻松， “干净独立”更不是易事。在众说纷纭的观念迷雾中明确与引领方向，以虚一而静的写作态度来重述和重写电影史，彰显了一个电影史研究者的职责与使命。

　　近两年，创建中国电影学派的呼声此起彼伏，相对于呼喊的洪亮，以基本的研究成果显露真诚思考和行动的路径，才是电影理论批评者和电影史研究者应当引以为本职的责任。如何进行理论创新？怎么在史的梳理中对待真相？如何注入现代性？如何把握历史条件、贯通百余年的中国电影史？如何渗入情感结构？怎样在形成新的电影史框架进行新的史述的同时坚定人文立场？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在思考电影史写作和研究电影历史的过程中，需要真诚的热爱和勇敢的志气， 《中国电影通史》的言必有据和深中肯綮让我更深切地体会到在追求和开创电影史新范式的过程中那份对中国电影的情怀和挚爱。